引言 关于汉语词类研究的重要性，龙果夫教授在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序》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离开词类，既不可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