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去年初，沿诲某市市长在市人代会上郑重地表示：“我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但他的粤语普通话听起来却成了“我拒绝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举座无不惊诧。 河南濮阳一家报社的记者回到家乡采访乡长，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但乡长听着却很不入耳，而且很愤怒：“你回家了，还跟我甩京腔！”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不欢而散。 这是两则真实的故事，而此类现象却不胜枚举。人们在惊诧和不解之余，能否认真想一想“普通话”的事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提出了“车同轨、书同文”，遗憾的是没有提出“语同音”。但是，社会学家郑也夫说，秦始皇把一种标准化的、定型的汉字推行到广大的地域上，定型的汉字对各地语言的分化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如果没有“书同文”，各地的方言会更加天差地别，并必将各自发展出与之符合的文字，汉民族将不会是今天这般高认同的汉民族。 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文字对国家统一一样的重要。 相反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台湾岛内分离倾向有所发展，“台独”活动趋于猖獗。“台独”势力破坏祖国和平统一的主张之一，就是推翻已在岛内普及多年的“国语”，另立“台语”，作为台湾的“共同语”。所谓的“台语”实际上是厦门话稍稍有一些改变，它不用方块字，很不好写，拼音也不好做，更重要的是“台独”违背历史潮流，所以另立“台语”的企图难以实现。 回顾历史，普通话的事情至少要从辛亥革命说起。早在清朝末年，就提出了“国语”。辛亥革命后，中国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语言的共同化。“五四”运动是“国语”运动的一个高潮，因为“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大力推行普通话，“国语”运动迎来了另一个高潮。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确立了普通话这一汉民族共同语在全国通用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是把普通话与“国语”划等号了。 周有光强调，推行普通话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工作。凡是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把国语普及到全民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技从何而来，从教育来，而教育必须有语言文字。现代的国家共同语都是跟现代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从西欧和日本来看，又都是跟工业化联结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已普及民族共同语，日本普及民族共同语也有100多年了。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它们的教育都很发达、成熟。所以周有光提出：“普及民族共同语是教育成年的标志。” 事实上，普及民族共同语又不仅仅是教育成年的标志。 国家语委推广普通话司司长李家斌和处长袁钟瑞连续几年对广东、福建推普工作做跟踪调查，他们的判断是，以讲广东话为荣的方言优越感是伴随着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出现的，也将随着经济日趋发达而消退，因为发达的广东经济意味着与全国经济的融合，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这就要求以全国通行的共同语以至国际通行的共同语作为交流的第一工具。所以，粤语时髦的表象掩盖不住珠江三角洲以至更大的沿海地区对普通话内在的、深刻的需求，抵挡不了“普通话南下”的潮流。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袁钟瑞从对内开放角度作了一番分析：广州现有流动人口150多万，外地民工100多万。中山市只有20多万人，其中仅外省调入人员就有5万，这个城市还活跃着40万民工。这么多人员涌入广东，毫无商量地冲击着这里保守的语言环境。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活和学习，需要交流交往，需要一个共同语。广东人也要与他们打交道，也需要共同语。这便是普通话。广东人要把生意做到中国的大城小市，把他们的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靠什么作工具去交流，显然不能是他们钟爱的粤语。 全国政协委员、语言学家王均对新加坡推行华语的历史十分了解。他说，新加坡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时候，经济很糟糕。在发展期间，他们大力推行共同语──华语。新加坡共同语的普及几乎是同它的统一市场的建立和经济的繁荣发达一起到来的。 那么，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何时能普及自己的共同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