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留意与否，粤语以及那种烟视媚行的港台腔，近年来作为一种时髦在一些人群中流行起来。 有人曾这样描述道：“香港刘德华的‘可以不可以’，汇合台湾潘美辰的‘寂不寂寞’，通力席卷国内文化市场，于是，普通话开始走调。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国男人，开始说‘不好意思’或‘有没有搞错’。而‘哇！那靓仔真酷’，成了如花似玉的中国女孩口中的流行语。”也许这番描述有些夸张，但毕竟反映了生活中存在的一种情形。 市面上流行的这种语言文化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粤语的时髦和港台腔的传染，实际上是对推行普通话──规范化的全国通用的标准语的一种侵蚀和障碍。 谁都能看到建国以来40多年推广普通话的成就，但人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些年在广东、福建等沿海较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势头减弱了，方言却出现了回潮，而以粤语的时髦更为触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教授认为：这主要是“方言优越感”使然。而方言优越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优越感。 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之前，粤语能成为一种时髦，正是因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原本相对落后的广东，其经济迅速发展繁荣。 经济学家马洪最近在分析华南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港、澳、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经济。到目前为止，港、澳、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经济在华南地区外资投资中的比例高达80%以上。 于是，人们就不难理解粤语的时髦了。因为，同华人资本一起涌入广东等华南地区的大都是操着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的华人，他们回到了少小离开的家乡，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新的经营理念、文化以及生活方式，而难改的却是乡音。伴随着当地经济的繁荣，粤语的方言优越感悄然升起，并随同大举北进的广东产品，在众多的生意人和趋时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使我回忆起20年代到30年代的上海”，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对记者说，“那时候，上海经济很发达，上海话就流行起来了。本来吴语的代表话是苏州话。可上海发展后，上海话盖过了苏州话。起初是上海人学苏州话，后来是苏州人学上海话了。” 在社会心理学家邵道生看来，语言从其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是本着“优势原则”的。他举例说，公元八世纪到十二世纪，中华民族文化灿烂，政治、经济发达，那时的日本就提出了“和魂汉才”，原封不动地把中国的语言搬过去，到明治维新时，日本文字中大概一半是汉字，发音也很相近。明治维新后，中国衰败了，日本就转而直接搬用西文，把英文字母变成它的片假名，提出“和魂洋才”。邵道生认为，粤语时髦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文化传播现象，当然，性质不同于中日之间的语言文化传播。因为那是国与国之间的，但遵循的“优势原则”是一样的。 周有光强调指出，粤语的时髦毕竟是短暂的，它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下出现的，并不会形成特别大的气候，因为方言无论如何代替不了更广大的民族共同语，而推行和普及普通话则是历史的必然。这位95岁高龄的老人说，语言跟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普通话的经济价值远大于广东话，而比普通话经济价值更大的是英语，因为它是国际性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共同语。广东经济要上新台阶，迫切需要同全国经济相融合，需要广泛地进入国际市场。很难想象，如此的国内国际经济贸易交往和合作，是固守方言优越感、凭借粤语作为语言工具所能进行的。 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市场经济的发展，粤语的时髦早已掩盖不住广东对普通话的内在的、深刻的需求。而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和它的潜在的巨大市场，正日益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世界要跟中国合作、做生意，它首先要同中国通行的共同语──普通话打交道。 多少年前，周有光先生提出“普及民族共同语是教育成年的标志”，得到人们的认同。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普及普通话不仅仅是教育成年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