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学的发展从认识自已的研究对象开始。语言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对语言认识的深化而进行的。在语言学史上，对语言的认识的质的飞跃也带来了语言学的革命和质的飞跃。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中对语言的本质提出了全新的认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现代语言学，并使索绪尔本人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人类的语言也是多学科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美学，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学，宗教学等等，都在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尤其是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更是向语言转向，于是语言哲学成了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流派。 语言的本质问题，不仅是语言学的最中心的问题，也是多学科关注的重点。语言本质的揭示，是语言学家的中心任务，但决不是语言学一个学科所能够解决的，它要求语言学家同哲学家，心理学家，逻辑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美学家，自然科学家等共同合作来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是索绪尔加斯大林。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那里，我们接受了“语言是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说法，一一驳斥，论述语言不是个人现象，语言不是自然现象。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工具，如高名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62)便是一个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又从索绪尔那里接受了“语言是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的说法。然后加以论述，什么是语言符号，系统性和任意性。这就是近40年来我们对语言本质的基本认识。 一方面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作为对索绪尔的一种反动，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的出现都促进了人们语言观的更新；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语言，特别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混沌学说，突变论，模糊学更直接影响了人们语言观的更新；加上实际语言生活的新变化，也促进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再思考。 对语言本质的再认识，是80年代中国语言学和学术界的一个新现象。1985年，邢公畹教授写了《信息论和语言科学》，后拓展而成《信息论和语言科学及文艺科学》（《语言研究论丛》第五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邢先生明确指出：“语言是一种参考信息。”他写道： 前头我们说过，语言是一种“信息载体，”意思是说，它可以装载，或者说运载有关自然界的，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实际上，信息载体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息。这种“信息感受”经过加工，变成语言，就是说，把这种“信息感受”再加上一种载体。那么，有了语言载体的信息就是加工的自然信息。把人类语言也理解为一种信息，就因为它是人从自然界，从人类社会，从全宇宙中摄取信息时所加进的“额外信息。”“额外信息”也可以称作为“参考信息。”参考信息就是对有关信息所进行的编码体系。从而使信息具备了高度的冗余度(redundancy)。这就是说，人类对所感知的各种信息都可以用一种编码体系大量地储存起来。编码体系包含着许多信码以及信码结构模式。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语素和语法结构模式。如果没有这种编码体系，信息就成为朦胧一片的，不能仔细分辨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说，人类认识客观世界，除实际的感知作用外，主要是用语言去分析、领悟和认识的；所以人类的语言学习过程也就是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对人类积累的经验的认识和学习的过程。（8─9页） 这是对我们传统语言观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可惜该文并未引起中国语言学界应有的重视。历史地看问题，这篇论文是80年代中国语言学的重大收获之一。邢先生是重新认识语言本质的先驱者。 与邢先生的论文成了对照的是，我们语言学界某些先生在语言观方面的混乱。如《语言文学应用》杂志1993年第4期上发表的奚博先先生的《语言属于生产力范畴》一文。伍铁平教授在《语言不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论文（《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中已经论述得十分清楚，不复赘言。 重新认识语言的本质，这要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这一工作，在80年代便已在中国语言学中悄悄地开始了。例如说，索绪尔说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大大推动了语言科学的发展。然而气功家们的实践，又似乎告诉我们，语言符号似乎也并不是完全绝对任意的，似乎在语言符号和客观世界之中也具有某种联系的。到90年代，李葆嘉先生在《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对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提出了三点质疑，也是对语言本质的再认识，重建新语言观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在我们看来，语言符号系统同客观的物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心理世界）之间，并不是绝对完全的任意的，一方面它受物理世界的大系统的制约，受人类认识能力的制约，受人类发音能力和极限的制约，人类只能由人类的生理机制能够发出来的声音来制作语言符号，用什么样的音响材料，同什么样的概念或语义内容相结合，这受到多种制约，不可能是绝对任意的；另方面，语言符号并不直接同客观物理世界接轨，它们是通过人类的文化世界而相互联系的，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文化，便有什么样的语言符号系统，音响同概念（语义内容）的组合也不是绝对完全任意、偶然的，而是一定的民族文化选择的结果。我们之所以看到任意性，是因为在若干万年之前，人类语言诞生，形成，发展过程中文化中介的轨迹逐步被时间磨灭的结果。如果我们承认，是民族文化中介物联系着制约着语言符号的音响和概念的组合模式，选择关系，那么，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也是人类最古老最宝贵的遗产，是人类思维、文化的活的化石，它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远古人类的思维和文化之谜。邢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参考信息，也就是语言，语言符号同客观世界有某种联系，这参考信息便是文化。如果语言符号同物理世界之间纯粹是偶然的，绝对任意的，那么它就不能给我们任何参考信息。 80年代的中国，是气功盛行的时代，气功家们也参与了对语言本质的再认识，这是值得欢迎的。然而在气功界，掀起了对语言的崇拜和迷信，这可以以柯云路为代表。他的《大气功师》（1989年），以及《人类神秘现象破译》（1991年），《新世纪》（1992年），《人体宇宙学》（1992年），《面对气功界》（1993年）等，都宣传了对语言的新的迷信。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