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

      汉语方言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波澜壮阔的扩散运动。

      一、西晋衰落之后，大批北人随王室渡江南下，把北方话散播在广大的华南地区，形成唐代张籍在《永嘉行》所咏“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状况。一千五、六百年来，方言历经变化，南下仕民由于住居地理环境的差异，方言发展也呈现不同归趋；然而在梗摄字带较低元音(-a-)这一点上，现今东南诸方言大体一致（张光宇 1987；李荣 1989，1991），极可能即为“晋语”绵延不绝的表征之一。

      二、五代以来，华南人民辗转流徙，其中由东向西的迁移几如一股洪流。这就是清代魏源在《古微堂内外集·卷六：湖广水利篇》所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史实。同治《醴陵县志》卷六所载：“元明之际，湘潭土著仅余数户，后之人多来自豫章。醴与潭接壤，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者。洪武之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众”可以作为“江西填湖广”的脚注。由于江西人口大量移进湖南，湖南至今留下一句俗谚说“无江西人不成商场”。（何文君 1990）至于“湖广填四川”则源于元末、明末的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崔荣昌 1985）语言成分的渗透在这两度由东向西的移民史中也十分明显。例如古全浊声母今读清送气音在湖南东部声势强大，越往西走，其势越弱。四川境内把“吃饭”说成的现象正是湖广填四川的具体表徵。

      三、唐代继汉代之后成为中国史上的第二盛世，声威远播，四方宾服；唐都长安变成东西汉字文化圈的中心，以长安为基础的唐代标准语也随着国势的强盛而无远弗届。日本见中国文化中心已随朝代更替而转移，于是派“遣唐僧”来华至唐都长安传习新标准的一整套汉字读音叫做“汉音”；唐室在安南设都护府，立学校，也把长安音散播到南方臣属之地。如此一来，东到日本，南至越南全都笼罩在以长安为辐射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下。在中国境内，闽南方言的文读系统与日本汉音系统非常近似，其最终来源正是唐都长安。

      这三次扩散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影响着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归结起来，不外两个因素：西晋衰落之后的“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和五代以来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移民引发的方言扩散。唐都长安标准音的扩散主要系经由文教力量促成。依循这两个因素去加以透视，江东的吴语在历史上也曾充当辐射中心（或“震中”epicenter），影响过广大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引进“汉音”以前，曾经派人到南朝传习吴音。这反映日本人的务实取向，也就是说，文化中心转移了，他们就跟着见风转舵，以便与时代风尚保持密切联系。东晋政权在金陵奠都，也使金陵成为中国文化的新的中心。（陈正祥1982）由于金陵在文化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到了隋初《切韵》诸君子论音韵问题之时，并未独尊“居天地之中”的洛阳音。这就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的“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客家人历经数次迁徙而越益南下，这一点与闽南人的迁徙过程颇相类似。闽南人慎终追远都说先人随晋室渡江南来，其实从中原到闽南千里迢迢并非一蹴可及。闽南人的祖先渡江之后首先落脚于江东侨置郡县，经过一段时期才又辗转南下。

      吴音是经由文教力量传布到日本去的，闽南话则是中原移民“路过”江东之时“夹带”吴语继续南下的结果。通史观之，吴语除了这两种扩散运动之外，还有沿江上溯的一股扩散波，经过安徽、江西而伸及湖南中部；鸦片战争后，上海躍升成为中国最大的吞吐港和金融中心，吴方言也发挥过规模小但很可观的影响力。底下分段论述。

      一、吴音东迁

      历史上，日本曾经两度向中国传习汉字音读。第一次从中国南方传习“吴音”，时当公元五、六世纪，也就是南朝时期。第二次从中国北方传习“汉音”，相当公元七、八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比较“吴音”与“汉音”不仅可以看出时代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点明南北文化中心的方言差异。比较这两种语言系统，现代的字典虽然可以提供便利，但是欲求其真，还得仰赖“历史假名遣”，这是江户时代契冲创制，汉代学者补订的表记法，如桥本进吉所说：“代表着平安朝中期以前的语音状况”，也就是反映了吴音、汉音较原始的语音系统。（王吉尧·石定果1986）

      吴音传习的所在不出今天所称“北部吴语”。因为金陵是六朝京都，当时仍是吴语天下。一千多年来，北部吴语不断受到北方话的冲击，金陵（南京）早已向北京话靠拢，其他方言也深浅不一受到官话化的洗礼。吴音的特点如不见于今天的北部吴语，那是北部吴语经历千余年发展变化的结果。吴音反映的早期北部吴语的特点往往保存于南部吴语或闽方言。东迁现象与南移现象的高度相似性强有力地说明北部吴语为其共同出发点的历史事实。底下是一些有趣的吴音特点：

      1.日母在吴音读[n-]，在汉音读[z-]。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