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不说杨雄《方言》的古典传统，就从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开始运用现代语言调查方法进行方言调查算起，也走过足足七十个年头了。这期间从1928年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著作——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以来，陆续出现了一些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专著，大至反映一个区域方言调查成果的巨著如四十年代出版的两大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和三十多年之后以同一体例编成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以及近期出版的三卷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1987、1988、1990》、《云南方言志》(1989)、《闽语研究》(1991)等；小至只是记录、描写一县一市，乃至一村一镇方言土语的单点方言研究专著如早期的《厦门音系》(1931)、《临川音系》(1941)、《钟祥方言记》(1939)、《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到《昌黎方言志》(1960)以及八十年代以来各地出版的许许多多记录一个地点方言的单刊等等。回顾七十年来现代汉语调查研究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其中发展的轨迹：从早期主要是记录、描写、分析、比较方言语音的格局逐渐向着兼顾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研究的格局转化。如果可以说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汉语方言调查以记录方音、研究方音为主流的话，到了六十年代，方言工作者则已经意识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不能老是“单打一”地停留在调查语音、研究语音的阶段了。记得六十年代初，丁声树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方言研究工作时，曾经在报刊上呼吁过，要求我国方言工作者要重视方言词汇的研究，不能只是研究方音。①初版于1960年7月的《昌黎方言志》，记录了大量的昌黎方言词汇，正是丁先生这一倡导的具体实践。可惜的是正当方言工作由五十年代的“普查”阶段逐步转入比较深入调查一些地方的方言，着力发掘各地方言的特点时，“史无前例”的“文革”浪潮汹涌澎湃，导致学术事业“万马齐喑”，汉语方言调查工作也就销声匿迹，偃旗息鼓了。直到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学术事业枯木逢春，重现生机，中断多年的汉语方言调查工作，才得以复苏。经过重整旗鼓之后，汉语方言工作者干劲十足，使方言调查出现了突飞猛进的态势，而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方言研究专刊《方言》也问世了，南北各地的方言调查研究工作都在踏踏实实地进行，不到几年时间，方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已显示出非凡的气派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开拓方言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方言特点方面，出现了不少颇有分量的成果，而研究整理方言词汇、语法的文章，也时有出现。就拿方言语法方面来说，《方言》杂志自1979年创刊至1993年第3期为止，已发表了80多篇，而且这个数字正呈现出日渐递进的趋势。单拿1992年一年来看，《方言》杂志共发表文章46篇，其中属于语法方面的已达到14篇，大致上接近总数的1／3了。方言语法调查研究出现的这种日趋“热门”的势头，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跟老一辈语言学家大力提倡、躬身实践也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朱德熙先生近几年来多次向语言学界同仁提出，一定要重视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强调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必须和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朱先生临终前的研究课题，正是致力于方言语法研究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结合。他告诫我们：一定要扭转那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而不理睬方言语法现象的偏向，强调只有充分重视汉语方言语法，认真掌握方言语法现象，才能够提高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也比较容易迎刃而解。朱先生1991年在给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厦门）的书面发言中说：“1981年写《说“的”》，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明‘的’字应该三分，要是当时讨论的不是北京话而是某种方言，比如说是广州话，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因为广州话三个‘的’不同音，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可是我是在《说“的”》发表之后二十年才去观察广州话的。不但如此，当时批评《说“的”》的文章也只是批评它不提历史，不批评它不提方言。可见那时大家心目中简直没有方言语法研究这回事。”②朱先生这番话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毫无疑问，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要比语音的调查和词汇的调查困难得多。正因为这样，尽管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近十几年已有较大的进展，比起方音的调查和方言词汇的调查来，仍是方言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就拿近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许多《方言志》来说，其中属于语法的内容就非常有限。最近我们很高兴读到余霭芹教授的新著《汉语方言比较语法》③，这大概可算是第一部综合比较汉语方言语法的专著了吧！我们知道，汉语几个主要方言中，以语法为内容的专著简直是凤毛麟角。拿海外影响很大的粤、闽两大方言来看，据最近问世的两部粤语研究书目的统计，④属于研究粤语语法的专著和论文就远不如研究粤语语音和粤语词汇的多。长期以来，只有张洪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研究》⑤和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⑥被认为是研究粤语语法的代表作。至于闽方言的研究，1993年年初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上，检阅了闽方言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少学者认为，在汉语诸方言中，闽方言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很突出的，然而，就是在这林林总总的成果中，却不容易找到几本以闽语语法为内容的专著来。四十多年前，东京出版过一本《福建语法序说》，⑦打那以后，研究闽语语法问题的单篇论文发表不少，可就是难得再看到一本比较系统、比较全面阐述闽方言语法现象的专著出版。可见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始终没能赶上现代汉语（普通话）语法研究的步伐，要赶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还有相当一段路程。 汉语方言语法专著较少，当然并不意味着方言语法的研究已经到了尽头，再没有多少“油水”了。从这十几年来发表的一些有关汉语方言语法的论文来看，无论是词法方面还是句法方面，方言中都是存在着许多特殊的现象，有待方言工作者进一步去发掘、去整理的。八十年代初我在《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中，试图利用当时能够见到的有限资料来综述汉语方言中比较突出的语法现象⑧，几年以后，当我和李如龙、黄家教、许宝华等同道合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时，就已感到几年前自己对汉语方言语法特征现象的概括过于粗疏，过于单薄，远远未能反映汉语方言语法特征的全貌了。时至今日，在接触到刊物上新发表的许多有关汉语方言语法的论述后，回头再来考虑如何进行汉语方言语法的综述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内容可以大大充实，篇幅必须大大扩张。 看来制约方言语法研究更好发展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对方言语法的调查未能做到全面、深入，而调查工作未能全面深入的原因，除了一部分方言工作者本身的业务修养有待提高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套比较详尽而又行之有效的汉语方言语法大纲。众所周知，以往调查汉语方言语法，多半选用一些有代表性的语法例句作为调查条目，最常用的调查条目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汉语方言调查简表》后面所附的37个例句、《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后面所附的53个例句以及《汉语方言调查词汇表》后面所附的200多个例句。这些例句（条目）主要供调查若干突出的语法现象用，仅仅依靠这少量的例句来调查，是难以收集到大量能显示语法现象的材料的。如果要深入了解一个方言的语法面貌，要对该方言作较为全面的调查，确非从速制订出较为详尽的方言语法调查大纲不可。有了详尽的方言语法调查大纲，再辅以若干成篇的口语语料，才能较有把握地发掘出方言语法的特点来。我们在编写《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时，对此曾有过一番考虑，也在书中给读者提供过一个词汇、语法调查大纲，现在看来，那样一个大纲（调查表），对方言语法的调查来说，无疑是很不够的。余霭芹教授在撰写她那《汉语方言比较语法》⑩时，就参阅了许多散见各地语文刊物上的有关汉语方言语法资料，并且自己拟出专题调查的问卷，作了进一步的专题调查，这才有了比较方言语法的基础。据我所知，从事汉语方言工作的同仁，无不盼望能有一本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面世，而在当前的条件下，这样一本《手册》，又确实是不容易出笼的。因此，尽管人同此心，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拖再拖，几十年来始终未见方言语法调查手册问世。近几年来，长期主编《现代汉语》统编教材，有着丰富语言实践经验的黄伯荣教授，对于汇编汉语方言语法资料情有独钟，花了很大的力气，收集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发表的方言语法论文400多篇，编成约150万字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巨册面世，这对于方言语法的研究，堪称是大恩大德的好事。现在伯荣教授又利用《类编》的资料，爬梳剔抉，精心设计，从方言语法调查的需要出发，编就这本《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为方言语法调查工作，无疑又做了一件雪中送炭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