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释读汉文古籍均从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旨意。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词义学。训诂学不属于语言学、语文学之范畴。训诂学不等于语文学加语用学。 关键词：训诂 训诂学 语言学 语文学 语义学 尘封已久的训诂学自本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论著纷纷发表。这门几成绝学的古老学科已经走出了曾经鲜为人知而备受冷落的窘境，又生机勃勃地立于当代中国之学林。举凡涉猎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人，均不同程度地向训诂学界投以关注、期待的目光。10余年的训诂学研究，有对前人成果的整理爬梳，有前贤未及的新领域的开辟，也有为传统学术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成绩显著，功不可没。然而对于本学科的性质这个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却一直很少有专门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研究训诂学难以回避的问题，不少学者也曾粗略地描述过它在科学坐标系上的位置。这些论述散见于训诂学概论一类的著作。 本文就常见的有关著述，对训诂学性质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并加以评说。列举各种说法时以论著出版或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笔者所见，专门探讨训诂学性质的论文仅有1篇，论及训诂学性质的著作有10余种。归纳诸家的论述，大体可得4种观点。 1、训诂学即语义学｜词义学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湖北出版社，1980年，1页）吴孟复《训诂通论》：“训诂学就是研究语义的。”“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与语义学相当。”（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1页，16页）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它（指训诂学，作者）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汇学。”“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页）齐佩瑢《训诂学概论》：“‘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中华书局，1984年，1页） 西学东渐以后，各种西方学术思潮猛烈地撞击着自成体系的国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有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学科的地位、价值，力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其对应的位置。一分为三的传统“小学”音韵之学与科学语音学衔接，形体之学同科学汉字学相承，对于训诂学，自然就有人将其和现代语义学认同。这种认同用心之良苦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无庸讳言，这确实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语义学(scmantics)是西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共同营造出来的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有哲学语义学和语言语义学之分。不仅哲学语义学与训诂学大相径庭，就是语言语义学也与训诂学难以相当。 1.1研究对象不同 “语义学是一门研究意义、特别是语言意义的学科。”①这就是说，语义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各级语言或言语单位。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或言语单位特别是词和句的意义，重在探明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从而指导人们的言语活动。而训诂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当是训诂。任何一门人文科学都是先有了某种人类文化现象，然后才有相应的学科出现，而且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必定是那一相应的人文现象。正如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训诂学的研究对象也无疑是训诂。训诂是解释疏通古汉语言语作品，训诂学就是要通过对训诂材料、训诂活动的探讨，把握训诂的实质，揭示训诂规律，总结训诂方法，其目的在于指导古籍的释读。持训诂学即语义学或词义学之说的学者们混淆了训诂与训诂学的畛域，因而将训诂学与语义学等量齐观。训诂是一种活动，将其结果诉讼文字即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训诂材料，如随文释义的注疏和《尔雅》等训诂专书。它们的直接对象是汉文古籍中的语词，只指出某语词作如何解，而并不追究为什么要作如是解。这与语义学有较多交叉之处。训诂学则是对训诂材料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章太炎的《文始》等。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某语词为何作如是解的规律，都不同程度地使训诂材料理论化了。人们从中可以领悟到汉文古籍释读的方法。由此可见，训诂学与语义学对象既异，任务有别。此外，语义学研究的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词和句的意义，而训诂学探究的则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古代文献的意义。这就又有了历时的差异。 1.2涉及范围有异 迄至今天的语义学，无论是哪个学派的，研究范围尚未超出词和句的意义，而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以释词解句为核心内容的训诂，但训诂却不仅仅是释词和解句。训诂资料表明：除释词解句外，训诂尚需辨析古书异例，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可谓集大成之作。亦可指明篇旨段意，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即是。也有主要探究出典的，如李善的《文选注》。此外还兼及校勘，王念孙《读书杂志》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颇多精辟的理校。这些都是汉文古籍释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自然就成为训诂学涉猎的范围。史籍训诂中则更有对史实的考核补订，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而裴松之注《三国志》，列举魏晋人著作达二百余种，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对史实多有补充和辨正。上述几个方面，是到目前为止的任何一家语义学也未曾涉及的。统览训诂书籍，我们可以发现，除释词解句是训诂家共同关注的核心外，随训诂文本的性质不同，训诂内容亦各有侧重。经籍训诂多兼阐发义理，名籍训诂多并考订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