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化”性质新探

      “儿化”是现化北京语音系统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广大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之一。关于它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已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这就使得我们有条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现象的性质。

      赵元任(1979:117)认为，“儿”是唯一的不成音节的后缀。吕叔湘(1984:165)说：“[后缀]加在名词性成分或其他成分后面，构成名词。读时与前面合成一个音节，叫做‘儿化’，书面上有时不写出来。”这是当今语言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几乎所有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都持这种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既然认为“儿化”中的“儿”是一个后缀语素，那么它就应该具有一定的语音形式，即是一个音节或音素，并且具有一个一致的构词能力，但是回答是否定的；第二，把“儿化”中的“儿”看作是后缀语素，大都是由于历史的或方言的影响而造成的，不考虑时地因素就违背了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汉语史上，从“儿尾”到“儿化”是一个本质的变化，而这种质变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在北方话中完成了。在现代方言中，“儿尾”与“儿化”并存，应当区别对待。如果说现代北京话中仍有部分证据说明“儿”是一个后缀语素，那也只能算是一些特殊情况，不足以概括“儿化”的性质。

      一

      首先从汉语史的角度说起。赵元任(1979∶79)指出：“虽然从描写的观点讲应该是以一定时期的一个方言为依据，别的方言如何，别的时期如何不应该在词的异同上成为决定的因素，虽然如此，可是事实上它们常常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感觉有影响。”现在许多学者把“儿化”中的“儿”看作是后缀语素，正是受到了历史的和方言的影响，连赵本人也未能避免，他曾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现代北京话的“儿”有三个来源。朱德熙(1984∶31)也提到了“儿”的来源。我们认为，汉语史上的“儿尾”跟现代的“儿化”是不同性质的现象，尽管它们有种种联系，但是决不应该混为一谈。

      王力(1980)、潘允中(1982)等人曾描述过“儿尾”的发展变化情况。“儿”的本义是指男孩。《说文》：“儿，孺子也。从儿，象小儿头囟未合。”段注：“儿孺双声、引申为幼小之称。”秦汉以前，“儿”主要用作单音词。汉代以后，“儿”开始用作合成词中的后置语素，但意思没有多少发展，例如“待儿”（《史记》）、“庐儿”（《汉书》）、“黄口儿”（乐府）、“田舍儿”（《世说新语》）、“黄须儿”（《三国志》）、“宁馨儿”（《晋书》）等。“儿”也可以用在表示动物幼小者的合成词中，这是一种 明显的引申用法。例如“凤凰儿”（庾信诗）、“鹅儿”（杜甫诗）、“鹤儿”（李洞诗）、“鹁鸽儿”（花蕊夫人诗）、“蚕儿”（苏舜钦诗）、“鸭儿”（孙光宪词）等。“儿”用作后缀语素是从“男孩”的意思发展来的，先是在南北朝时开始用作小字（小名）的后缀。例如“龙儿”（《南齐书》）、“练儿”、“罗儿”、“敬儿”、“狗儿”、“猪儿”、“恭儿”（《南史》）、“袁宝儿”（《隋遗录》）等。再进一步，“儿”用在表示动物的词中作为后缀语素，但是并不表示它们的幼小者，这说明“儿”更加虚化了。例如“雁儿”（王维诗）、“儿”（高启诗）、“黄莺儿”（金昌绪诗）、“水鸭儿”（李群玉诗）、“虾蟆儿”（梅尧臣诗）、“蜂儿”（韩琦词）等。更进一步，“儿”用在表示无生命事物的词中作为后缀语素，这说明它已经完全虚化了。例如“小车儿”（邵雍诗）、“船儿”（梅尧臣诗）、“唇儿”（苏轼诗）、“葫芦儿”（《东京梦华录》）等。金元以后，“儿”还可以用在量词后，这是名词后缀的引申用法。例如“一壶儿酒”、“一枝儿花”、“几扇儿纸屏风”、“几轴儿水墨画”（《董西厢》）、“侧一会儿身”、“吃一口儿食”（关汉卿《西蜀梦》）、“一班儿闲汉”、“不曾有半些儿差池”（《水浒传》）等。

      王力(1980:229)认为：“如果作一个比较谨慎的说法，应该说词尾‘儿’字是从唐代才开始产生的。”潘允中(1982:37)则提前了，他说：“‘儿’在南北朝的时候部分半虚化，部分完全虚化，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开始作为动词名物化的形态了。”到了宋代以后，“儿”作为名词后缀在一些口语化的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使用。例如南宋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的儿尾词就不计其数。什么架儿、冠儿、衫儿、裙儿、鼓儿、珠儿、盒儿、枣儿、伞儿、弹儿、花儿、笠儿、牌儿、贴儿、帽儿、船儿、笼儿、豆儿、担儿、罐儿、碟儿、板儿、锣儿、刀儿、旗儿、桥儿、梨儿、蹄儿、茧儿、家事儿、背心儿、笑靥儿、八歌儿、千层儿、糖小儿、银字儿、石榴子儿、油酥饼儿等等，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有些儿尾词用作状语，开始脱离名词的范畴。例如：

      开怀的饮数杯、尽心儿笑一夜。 《单刀会》四

      元吉那厮一灵儿正诉冤。《三夺槊》四

      被我连珠儿饮了三两盏。《贬夜郎》三

      交他早些儿扶策我这病身躯。《魔合罗》一

      到了《金瓶梅》中，“儿”可以直接用在叠音动词或形容词后面作状语或谓语，这种用法完全改变了它的名词后缀的性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例如：

      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的来。 （11回）

      可可儿的来。（15回）

      你若顺顺儿，他倒罢了。 （20回）

      请他爹和大姐坐坐儿。（21回）

      爹娘正睡得甜甜儿的。（30回）

      我心里要抱哥儿要耍儿。 （43回）

      下面探讨“儿”从后缀变成“儿化”的过程。可以假设，“儿”变成后缀语素之后，语音上的第一步变化是失去原来的声调变为轻声；第二步变化是由轻声变成一个卷舌动作，不再是一个独立音节。头一个假设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后一个假设则有许多学者探索过。太田辰夫(1987:90)指出，“儿化”现象最晚在清初就已存在。在记录清初北京话的《鞑靼漂流记》中，“今日”译写作“キウルカ”，就是“今儿个”，这表明当时“儿”已经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音节了。鲁允中(1985∶416)提供的资料证明，“儿化”的出现不晚于明末清初。清人王延绍（嘉庆己未进士）编订的《霓裳续谱》卷七《七月十五到了》杂曲：“才然要走，猛然听见一个蛐蛐儿得得的叫，教我找也是找不找。“原注：“得字用得儿两字连呼之其音便是。”可见当时儿化韵已经存在，但是书面上未必都用“儿”标出；而另一方面，书面上标出“儿”的，也未必都读儿化韵。这种情况增加了我们确定“儿化”的困难。李思敬(1984∶98—99)从《金瓶梅》中发现了两条谚语和其他一些资料，并据此把“儿化”现象提前到明代中期。这两条谚语一条是“奴才不可逞，小孩儿不宜哄。”（58回）另一条是“生有地儿，死有处。”元剧《后庭花》第三折作“生有地，死有处”。李思敬指出，中国的谚语如果是上下两句的话，通常总是音节相等的。这两条谚语中的“儿”只有与词根语素拼读为一个“儿化”音节，说起来才顺口，听起来才和谐。所以处在这种条件下的“儿”肯定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而只能是“儿化”的代表符号。还有其他一些资料证明《金瓶梅》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儿化”现象。由此看来，《金瓶梅》时代显然不能说就是“儿化”的源头。但是由于文献不足，再往上探寻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