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引进的主要方式之一是译书。近代中国人移译洋书，主要有“西洋”与“东洋”两个来源。翻译的途径有三条：1.西洋书—一中文书；2.西洋书—一日文书—一中文书；3.日文书—一中文书。本文主要论述第二条途径，旨在说明近代中国的文化引进对汉语表述系统的影响。第一条和第三条途径理所当然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和前提。 1 表述系统的特质在于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这二者决定了一种表述系统的属性和基本面貌。翻译是两种或多种表述系统之间的互参互释，它与同一表述系统内部的解词不尽相同。解词是词汇和词义的静态转换，两种文本之间有纵向的承递或平行的共存关系，或者化简为繁，或者变雅为俗。翻译中不存在繁简雅俗之别，不过它有一个极限：如果两种文本所代表的文化背景之间落差太大，一个表述系统对另一个表述系统不存在互参互释的功能，就会有译不过来的危险。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创造发明日新月异，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和明显标志，就是每一个新事物问世，都要求有一个新概念、新语词与之相对应。这不仅仅是词汇量增加的问题，每一个新概念、新语词的创生及其进入词汇，必然在原表述系统中寻找位置，建立关系，对整个表述系统产生张力，从而影响或改变原表述系统的内部结构与表述功能。当旧的概念体系无法包容和阐释新的文化现象，旧的表述系统就要被涨破，从而爆发术语上新旧交替的革命。近代西方文化科学气候性地大规模东移，它自身蕴含已久的爆发力给僵化的东方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只不过这种冲击的文质彬彬的性质，暂时被炮舰和商品的气势汹汹所淹没。翻译作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手段或从一种文本进入另一种文本的向导，在东方人手中不得不承担起解词和术语革命的双重职能。 日本开国比中国开关迟到了一步，在主动引进西方文化科学方面却比中国捷足先登。面对西洋文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困惑重重，不仅传统的汉学、阳明学不能应世变之亟，几同于无用之学，而且以往从中国学来的单音汉字和古老句法，已不能适应接纳和引进西学的需要。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为翻译第一部《英日辞典》煞费苦心，有时为了一个单词的译解，和学生几天几夜苦思冥想。川端康成回顾日本现代文学史时指出，日本的文章曾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受到西洋文章的影响，文体上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互相连结的两个阶段：一、血战国语，二、服从国语。在血战“国语”中，“国语”是传统的陈旧的文字和句法，而在服从“国语”中，国语则是经过吐故纳新，排除了自身惰性和封闭性，吸取了西方语言精华的新国语。从此，日本语文开始寻找自己的独立品格。首先，它减轻了对传统汉学的依附关系，继而被西洋文化掳去，遭回炉重铸之后又将西洋文化擒来，从而使日语的表述功能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日本近现代文化科学的突飞猛进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 2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形成了“固定的交流过程”（实藤惠秀语）。中华文化自隋唐传入日本，日本人拆卸汉字以偏旁部首造“假名”。近代日本人扬弃中华文化传统，但与中华文化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十九世纪中叶，一批西方传教士用中文编译的书籍和报刊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人文明开化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许多汉译西书被作为日本幕府、各藩以至明治初年各地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汉译《万国公法》成为明治初年日本与西方办理交涉的重要依据。彼时，中国人尚未自觉意识到中华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日本人已经踏着中华文化的跳板，直接与西方对话了。 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书籍开始的。翻译阅读日文书籍，成为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科学的一条重要渠道。随着八股文的被淘汰，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新型的学校体系和教材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种情形迫使中国人从日本转口的文化引进，不得不采取学科性的整体引进的方式。不仅学科内容是崭新的，如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军事、体育、外交、外贸、医学、物理、化学、生物、商业、运输、宗教、美学、音乐、天文等，甚至连“教科书”这个术语也是从日文中搬来的。大批的日语新词进入汉语表述系统，如一泓源头活水，给死寂的古汉语表述系统激起了层层波澜，令中国读书界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1897年，梁启超与同仁在东京设立“大同学校”，在吸引留学生、培养预备干部的同时，他本人也抓紧时间学习日文，通过日文接受西学。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说：“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①梁启超把日本当作学习西方文化科学的中继站，中国人效仿日本成例，以更急功近利的心态，更匆忙的步伐，将日本人“西天取经”的道路重摹了一遍。诸宗元的《译书经眼录序例》中说：“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移译较他国文字为便，于是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②当时，中国读书界流行着广含日语词汇的翻译及搀和日语词汇的作品，因而中国文章的体式和风格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仍然是梁启超。他的文章新颖别致，气势恢宏，散发着日本式的文气，时人称之为“启超体”或“新文体”。例如，梁启超在《敬告留学生诸君》中写道：“某顿首，上书于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某闻人各有天职，天职不尽，则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问于诸君者，则诸君天职何在之一问题是也。”③在这里，梁启超诘问留学生“天职何在”，语势锐利，却使用了封建时代大臣给皇帝上奏折的文体，借臣下对皇上的不平等对话，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谈和论争。这无疑是从文体上对封建文化的清算，也是对日趋灭亡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嘲弄。梁文通篇充满着“天职”、“主人翁”、“最敬”、“最爱”、“人格”等新词汇，且末尾一句谓语后置，从文章体式到语言风格，都令人刮目相待。梁启超的文风中日搀和，半新半旧，带有明显的“杂种文化”的特色，在当时读书界影响很大，其余波所及，直至民国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