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文字改革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立论阐述文字改革的语言学根据。汉语是缺少形态变化的孤立语，汉字从产生当初为记录单音节为主的古汉语发展到为记录双音节为主的现代汉语服务，汉字改革事出必然。汉字改革是进步的社会事业，它的进程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及语言文字各方面的合力，时起时落。本文站在现代化的高度，评论了近百年来的汉字改革并对汉字改革的方向进行了讨论。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语言是音义结合体，记录语言的文字也要有音有义。因为要书写，就要有形。因此，文字的三要素是形、音、义。

      录音也可以记录语言，但只有音和义，没有形，所以不是文字。

      虽然记录语言，也是书写符号，但本身不构成系统，不是“文字”。比如“ㄣ”，既可以表示交通道路中的“急转弯”，又可以表示电力输送中的“高压电”，具体指什么，就看出现的环境。本身不能分解成“标准件”与其它符号去排列组合，不构成系统，不能称为文字。

      从文字记录语言的层次上看，文字可以分为图画文字、词文字、语素文字、音节文字、音位文字。汉字产生当初是为记录古汉语服务的，和语言中的词相对应。用变化较小的汉字记录变化大的现代汉语，汉字的词甚至语素地位是非常不稳固的。由于汉族人有汉语作基础，不会轻易上汉字的当，但是外族人没有汉语作基础就容易上汉字的当。他们往往以先入为主的汉字字义的相加去理解词义，结果会闹出不少笑话。“太太”不是两个“程度过分”的相加，“豆腐脑”不是“豆子腐烂变成脑子”，“臭豆腐”是“臭了的豆腐”，但是“臭了的豆腐”不一定是“臭豆腐”。北京方言的“朝前走”是“妇女改嫁”。我教过一个南斯拉夫学生，她不理解“偷懒”一词，问我：“懒对人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偷？怎么可以偷来？”音节文字以日本假名为例：力(ka)、都是记录音节的，不与意义相联系，区别于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如果将来成为拼音文字就是音位文字，因为就是按照音位原理设计的：nu、ni；ge、gei，两个“n”和两个“g”之间的音位变体差异忽略不计，用同一字母代替。

      文字演变分为象形、表意、表音。象形文字是以描画客观事物为基础而定形、音、义。但客观事物画不胜画，抽象事物无形可画。小篆“月亮”朝上弯，朝下弯行不行？行，就出现了异体字。表意字由于用形与义相联系，所以可以被外族借用。汉字就被日本、朝鲜、越南借去，但读音和意义不同，如“手纸”在日语里是“书信”，这是因为用来记录的语言不同了。汉字所谓的形声字，从本质上说也属于象形，因为表音部分原始也是“象形”，如“想”。形声字的声旁，由于语音的演变，在现代非常不可靠。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识字的目的是掌握一种工具，而中国识字本身就是一种“学问”。如果用汉字音译外来词，再把“义”带进去，会造成一种滑稽，如“他有一个布拉哥”。表音文字的字母，究其根源也是由象形演变的，如拉丁字母“A”是由“牛头”图案演化来的。用有限的字母去记录语言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不能总停留在“看图识字”的水平上。在汉字改革的历史上，试图作为文字的明末清初以来改革大成的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由于国民党政府担心“母”会生出“崽”来，于1930年4月21日发出训令，注音字母“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徒滋歧误”，所以应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副名实。”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决不仅仅是为汉字注音的，更主要的是推广普通话的，因此是“字母”。

      文字是为了突破口头语言的时空局限而产生的。文字的产生使语方有了两种存在形式：口头的和书面的。世界上有没有文字的语言，没有没有语言的文字。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但书面语也有主观能动性，只有书面语才使对语言的规范成为可能。所以说文字是最重要的辅助性的交际工具。

      文字始终是过去语言的不完全记录，文字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为了使文字更好地记录语言，就要对文字进行改革。从理论上说，文字改革并不能影响交际，因为交际的是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改革文字的书写形式是第二性的，具有人为性。文字改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文字制度内部的调整，如汉字的简化：開學——开学，从37笔减为12笔；一是文字制度本身的改变，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字改革就属这类。

      语言有三要素，词汇、语法、语音。词汇是建筑材料；语法是把这些建筑材料组织成句子的规则；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没有语音这种物质外壳，语言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本质是声音的。因此，文字记录语言就不能不记录语言的声音。汉字的最大缺点是不表音，人们见了形读不出音。我们称不识字的人为“文盲”，不是说他眼睛不好使，所以又叫“瞪眼睛”。汉字造字当初可以说是语素文字。在语言层级装置中，语素的数量大大地多于音位、音节，所以数量大。不管汉字的笔画多少，都要写成方块形。笔画少的难以区别，如干、于；笔画多的结构复杂的又很难写。鲁迅说：“叫孩子去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门外文谈》）汉字的繁难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提高。儿童不能过读写关，就不能掌握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只靠口耳相传是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据1977年的材料，原苏联小学头四年的阅读课文译成汉字是73万，而我们是8万3千，9:1。吕叔湘先生在《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一文中说：“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十年上课总时数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197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汉字改革是一种进步的社会事业，它的进程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语言文字各方面的合力，时起时落。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夜郎自大的中国忽然惊醒了，知道政治要改革，经济要改革，文化也要改革。维新派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们纷纷慷慨陈词，说了不少激动人心的话。沈学说：“人民既众，宜识字之法更便，不然则多多者皆蠢蠢之辈，虽具耳目，如无见闻。”（《清末文字改革文集》）这在历史上称为“切音字运动”的结果是民国初年产生的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是我国第一个法定拼音方案。注音字母的诞生比此前求汉字表音的方法先进多了。“譬况”“读若”是打比方，似是而非。直音用一个字表示另一个字的音，局限性很大。后来的反切，用两个字注一个字的音，但又必须掐尾去头，况且又要经过转换，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汉字的读音，照王力先生的说法是“代数式音符”，虽然懂得反切方法，同样两个字各地人也会切出不同的音来。如北京“举欣”切“斤”，广州人切成近似“根”。待有了注音字母40个，它不再是“代数式音符”，而是有固定音值的“字母”。比如“”，全国各地都读成“斤”。但注音字母是汉字笔画式，不便国际化。另一个缺点是下降的复合韵母用一个字母表示，不是音位制。如“”，不科学。所以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元任黎锦熙等把拉丁字母引进来制成国语罗马字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从1918年注音字母到1928年国语罗马字，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就是国内的书同文一定要向国际的书同文靠拢。台湾至今两种字母并用，1985年修订了国语罗马字，使之更加靠近汉语拼音方案。三四十年代共产党人创制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曾经得到延安边区政府给予法定地位，在革命所及地区影响很大。文化战线斗士鲁迅从1934年7月开始对社会上讨论的大众语问题发表意见，他说：“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重要关键。”鲁迅热情推荐新文字：“它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热情鼓励改革者：“由历史所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都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潮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见了成效之后。”（《鲁迅论文字改革》，《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