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音转” 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易的现象,便是音转。 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变易,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易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①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 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易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卬”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卬”,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卬”,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卬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 二、“音转”的产生 音转的产生,有时空两方面的因素,学者于此曾多有论述。例如,明代陈第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②,“然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况有文字而后有音读,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③清代钱大昕说:“文字者终古不易,而音声者有时而变,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近而一乡一聚,犹各操土音,彼我相嗤,矧在数千年之久乎?”④音转因时空变迁而生,势所必然,所以陈第又说:“夫乾坤毁而不易者,道也;时地易而转移者,声也。故生齐则齐言矣,生楚则楚言矣。”⑤方以智说:“声音之道,与天地转。岁差自东而西,地气自南而北,方言之变,犹之草木移接之变也。”⑥而黄侃先生的《声韵略说》一文中有两节分别论述“音之变迁属于时者”和“音迁之变迁由于地者”,尤为详明,兹不赘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天训诘学学科建设的日益科学化、理论化,人们对音转现象的产生可以通过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生理学来作出更深入的解释:“从数理语言学观点看,声韵变转是普遍存在于各民族语言中的语音模糊性的表现之一。语音是口耳相传的。在人们交际和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允许有一定限度的模糊性。在特定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区域里,由于语言结构的制约,有时即使音素相差很多,也不影响正确理词解义”,“现代实验证明,人的听觉和大脑语言中枢的音位界限是先天就存在的,就是说,遗传基因决定了人的群体和个体对某些近似的音素忽而不计,不加区分”。⑦ 音转是必然的。但这不等于说所有语词的音转在异时异域中一律都会发生。“声转由于空间时间不同。同一时间,此地转,彼地或不转,不能强迫各地一律随转也;同一空间,此人转,彼人或不转,不能强迫他人一律随转也。”⑧而且,异时音转与异域音转二者必然又是交流融汇,有合有分,情况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因为这主要是古音学和方言学中的研究内容,这里就不细说了。 三、“音转”的基本规律 戴东原曾有感于“古今言音声之书纷然淆杂”,乃一度致力于研究语音流传转的规律,企图讨其源流,明其大限,而著述《转语二十章》。遗憾的是,不知到底是书已失传,还是未竟其业,无论是戴氏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世学者,都没有见到过《转语二十章》⑨,所以戴氏对音转规律的具体描述,人们难得其详。不过,好在他留下了一篇文章,即《转语二十章序》,大致谈出了他对音转规律的主要认识。例如该文说:“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等等。戴氏认为,平时人们说话发音,不管如何流转变易,最终都离不开“位”与“次”的“自然之节限”。“位”是“大限”,指发音部位,戴氏把它分为五类,即“喉、吻、舌、齿、唇”⑩;“次”是“小限”,指发音方法,戴氏把它归纳为四种,即“发、送、内收、外收”。戴氏认为,“位”与“次”这两大“自然之节限”对音转的制约,不外乎两条基本规律:“同位”和“位同”“同位”指发音部位相同,“位同”指发音方法相同。如果发音部位“大限”未变,而发音方法有了差别,戴氏称之为“同位为正转”,即“双声”之转。例如“‘永受胡福’,义同‘降尔遐福’,则因‘胡’、‘遐’一声之转,而‘胡’亦从‘遐’为‘远’;‘胡不万年’,‘遐不眉寿’,又因‘胡’、‘遐’、‘何’一声之转,而‘胡’、‘遐’皆从为‘何’”(11),便是“同位正转”之例。如果发音方法未变,而发音部位有所移易,戴氏则称之为“位同为变转,即“叠韵”之转。例如,“弯”音转为“关”,而有“户关之‘关’为关弓之‘关’”者(《孟子·告子下》“越人关弓而射之”,言弯弓而射之也),便是“位同变转”之例。“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戴氏所概括的有关音转的这两条基本规律,虽然显得过于粗疏,但大致是可信的。后来,他的学生段玉裁把声调方面的音转独立出来,说“字义不随字音为分别:音转入于他部,其义同也;音变析为他韵,其义同也;平转为仄声,上入转为去声,其义同也。”(12),不过一般论音转者还只是就双声、叠韵而言,所以章太炎先生说:“不知双声叠韵者,不可以识音变之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