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宗教史》）是中国社科“七五”重点项目，由马西沙、韩秉方费六年之功而写就的一部迄今为止最为系统详实的中国民间宗教通史。由于两位作者“十多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研究中“不是简单地照抄史料，而是经过一番分析判断，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故而“得出了不少符合史实的结论”（注：郑天星：《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的开拓之作》，《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但是，《宗教史》也并非完美之作，书中仍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本文仅以《宗教史》中有关白莲教的论述为例（注：主要包括第二章《弥勒救世思想的历史渊源》、第三章《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及第四章《佛教净土信仰的演进与白莲教》，第二、四章由马西沙主笔，第三章由韩秉方主笔。），在介绍作者新观点的同时，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宗教史》白莲教部分由马西沙主笔（以下称作者），在完成《宗教史》的写作后，作者将自己在白莲教问题上的新观点更加集中、明确地表述在《白莲教辩证》一文中（注：《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故而，在引述作者观点时，有些虽从《辩证》引出，亦可视为《宗教史》的观点。 有关自莲教的研究，数十年来主要集中在白莲教的渊源、与其他民间宗教的关系，以及作为民间宗教，它与农民战争的关系等问题上。《宗教史》的作者对白莲教的阐述大体上也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熟悉白莲教史的人都清楚，上述几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的，《宗教史》的作者也是这样阐释白莲教的。 在白莲教的渊源问题上，作者提出，“白莲教是弥陀净土宗与天台宗相混合的世俗化教派”（注：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下文引自该书者不再注出。）。如果作通篇考虑，作者很显然是要为白莲教正名，即白莲教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以此为基点，展开下面的讨论。乍一看，其所论无特别之处，但结合《辩证》一文来看，在论题“是”前加一“仅”字，似更能体现作者本意，因为，在叙述白莲教渊源过程中，作者只字未提白莲教教义中有弥陀净土宗与天台宗以外的其他宗教信仰成分。如果这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话，后面叙及白莲教与元末农民战争的关系时，作者的意图就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作为作者全文论述基点的白莲教，作者认为形成于元代： 其实茅子元创白莲菜的时代，尚不完全具备“邪教”的特点和组织体系，仅为一异端的净业结社组织，只是到了元代，才形成分化，一部分白莲道人发展了茅子元宗教理论中的异端成份，并把组织体系完全独立化，逐渐形成白莲教。 所谓的异端成份，是指白莲菜在佛教世俗化道路上步子迈得太大，出现了为正统佛教诸宗及寺院绝不能允许的白莲道人据寺为家、娶妻生子的普遍现象。“组织体系完全独立化”则是指其组织以“普、觉、妙、道”四字派命法名，异于佛道。从这两点来看，元代白莲教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出现。但此时的白莲教，虽被指为异端，其宗旨仍与正统的净土宗相契合，“白莲教仍以弥陀信仰的三经一论为要典，以得念佛三昧为要务，以终归西方净土为宗旨，”“各地白莲教忏堂设制大体不脱净土宗庙宇规矩，崇拜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宗教史》第141-142页，下文文内注皆出《宗教史》，不再注明）。 以上所述，即为作者设定的关于白莲教的讨论的起点。 很显然，从作者设定的白莲教的情况看，是看不到它与其他民间宗教发生关系的任何迹象的（注：作者认为元英宗至治二年“禁白莲佛事”，即禁白莲教，而杨讷认为这只是限制白莲教活动，与至大元年的“禁白莲社”即取缔白莲组织，不宜等量齐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也可以说它与当时底层社会流传的摩尼教（明教）、弥勒信仰毫无关系了。然而我们知道，元末农民战争中所提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弥勒下生”是弥勒净土信仰，“明王出世”尽管有争论，但较一致的看法是出自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注：杨讷认为“明王出世”口号出于白莲教徒诵读的主要经典《大阿弥陀经》，“明王”就是阿弥陀佛，详见前引杨讷《元代的白莲教》。），作者也持这种观点。这即是说元末农民战争的组织者必信奉此二种信仰，其参加者也当至少不反对。然而我们知道，参加战争者中很多是白莲教徒，这当作何解释呢？作者承认有众多的白莲教徒加入了元末农民战争，并“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是“元末农民起义在酝酿及开始阶段几乎与白莲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白莲教义中并无“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信仰（注：弥勒、摩尼信仰与弥陀信仰在此处的不同，在于弥勒下生观念具救世思想，对群众有强烈的吸引力。而阿弥陀信仰不具备救世思想，只具备彼岸回归的宗教观，故“近两千年来，底层社会造反运动几乎没有倡导弥陀信仰者”。），“只是到了起义如火如荼发展阶段，在江南才有大批白莲教徒蜂拥而入，特别是加入了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既不是由白莲教组织发动的，那么组织发动者是什么团体呢？作者经过考证，认为是香会，是宋代时为摩尼教组织而入元后变为以弥勒信仰为主的香会，其特点与信仰正是史书上所述的“焚香聚会”，以“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相号召等，尽管有大量白莲教徒加入了红巾军，也未动摇红巾军的这一信仰。至于战争的发动者，诸如刘福通、彭莹玉、邹普胜等，则大部分为香会领袖，即使是白莲教中人，也并未倡导弥陀信仰，而是拥护弥勒下生观念（注：作者以刘福通、韩山童不具前述白莲教的几个特点，即不信仰弥陀净土宗、不知所念何种经典、没有必要的道号等，证韩山童家族虽“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元史》卷四二《顺帝纪》），而非白莲教徒，“所谓‘白莲教’在韩山童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彭莹玉亦非“白莲道人”，他崇奉的也是弥勒佛。作者引《草木子》卷三“先是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礼拜，愚民信之，其徒遂众。”证彭倡导的是“香会”。至于邹普胜，从其道号可知应是白莲教徒（中外学者对此问题多有论述，可参看杨讷《天完红巾军与白莲教的关系一证》，《文史哲》1978年第4期），“而邹普胜复倡妖言，谓弥勒佛六（按当为“下”之误）生，当为世主，以寿辉宜应之，乃与众共拥寿辉为主，举兵，以红巾为号”。（明万历《湖广总志》卷八九，《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杨讷等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宗教史》，第148－156页。））。由此，作者认为，元末农民起义称白莲教起义并不合适，而应称之为香会起义，“则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注：这是《辩证》中的提法，在《宗教史》中，作者以为应称香军起义、红巾军起义，或弥勒教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