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学也随之衰落。在新的时代，以什么样的精神，通过什么途径，来凝聚人心，重塑民族魂魄，建构心灵家园，成为思想界仁人志士思考的重要问题。 当时，有人把西方社会的发展归之于宗教的影响，而把中国的种种弊端归之于宗教的缺失。有的“遂欲以基督教导国人”，有的“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蔡元培教育文选》，第28页）对此，蔡元培坚决反对。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倾注毕生的心血为美育的实施而努力，甚至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美育救国”。 蔡元培何以坚持“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何以能够代替宗教，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现代人建构心灵家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宗教的产生缘于人的感情的需要。人类诞生之初，对万物之来源、自然之变化无从了解，故推之于种种神灵，如西方之上帝、印度之佛祖、阿拉伯之真主、中国之盘古。神灵是宗教产生的前提，但它并不等于宗教，也并非必然产生宗教。宗教产生于信仰；当人把心灵和感情交给所崇拜的神灵时，宗教便随之产生。 宗教对感情的作用，首先在于给人以现实痛苦来源之解释。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解释，如基督教之偷吃禁果、佛教之前世罪孽，但其共同之处，是把人生的痛苦归咎于人类自身原有的罪孽，认为惟有通过赎罪，方能升入“天堂”，到达“极乐世界”。其次是通过祈祷、忏悔等形式，使人得到心理的平衡，心灵的安宁。两千多年来，宗教是西方人心灵的家园，感情的庇护所，形成了西方以赎罪为特征的罪感文化。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的谬误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其慰藉感情的作用也日见衰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期，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把人沦为机器的附庸、金钱的奴隶，加深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阶级与阶级的对立。尼采用“上帝已死”来宣告两千年来基督教作为西方人精神支柱时代的结束。但是，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在把目光从神转向人时，却只看到了单个的“超”人而非社会的普通人即“末人”。存在主义提出用“行动和冒险”来逃避心灵的不安，只不过是一杯浇愁的酒，并没有为人们找到心灵的乐土。 学贯中西的蔡元培对此洞若观火。他指出：“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见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此则一种历史之习惯。”（《蔡元培教育文选》，第28页）因此，他自然坚决反对用宗教来建构国人的心灵家园。 二 令人奇怪的是，中国虽然也创造了开天辟地的神，但却没有发展为宗教。宗教的起因在于人慰藉感情的需要，那么，没有宗教，古代中国人是怎样解决这种感情需求的呢？ 比较中西文化，不难发现，与西方以宗教为主流的文化不同，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始终未居主流地位。中国古代的哲人，大多是不信神的，这一点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敬佩。对于外部世界与人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认识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内涵极为广泛，今人对此多有争议。然究其根本，起码包括了以下三点：(1)万物与人皆是自然的产物，天包括人，人是天的组成部分。(2)万物与人的生长变化皆有其自然规律，即“天道”。(3)人生需顺应天道，即自然规律。从这三条出发，又生发出许多不同的理解。其中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较大的有二：一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将礼教神化的“天理”。《左传》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宋明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荀子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这种把世俗道德神化的做法，其作用与用宗教规范人的行为是相同的，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统治，因而为封建统治者所欣赏，在封建社会始终居统治地位。一是以道家为代表的将人生自然化的“天理”。庄子有两个故事很能体现这种思想。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击缶而歌。惠施责怪他，他却说：“人死了，生命和形体都没有了，这是自然的变化。我妻子从自然而来，又回到自然中去，这如同四季流转，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庄子和惠施在水边散步，庄子赞叹道：“鱼戏水中，多么快乐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第一个故事从人生即自然过程的理念出发，把一般人悲伤的事也看作愉快的事。第二个故事用现代美学的理论解释，就是惟其自己心中快乐，方能视万物快乐。一个连妻子去世都能看作快乐的人，痛苦怎么能进入他的心灵呢？ 以人生为自然过程的认识观，形成了中国古代的乐感文化。乐感文化作为主导，也渗入外来宗教。佛教传入中国，演变为禅。文士李翱问药山禅师何为禅，药山答：“云在青天上，水在水瓶中”。人问如何学禅，禅师道：“饿了吃饭，困了睡觉。”这已经不是脱凡超俗的天国，而是融入了世俗生活、人情常理的佛教。禅宗折射出了乐感文化的吉光片羽，表现为荣辱不惊的心境，与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处世态度相对应。 乐感文化的核心是寻求人生之乐趣，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家以出世为特征的寄情山水之乐。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林和靖的“梅妻鹤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田园山水的审美爱好。二是儒家以入世为特征的事功之乐。如笃志向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的士大夫感受和“助人为乐”的平民认识。三是以诗、文、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之乐。艺术乃慰藉感情之第一工具，中外人士多有论述。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集艺术家与鉴赏家于一身，对此体验更为深切。一般而言，文人士大夫多以儒道互补，达则以事功为乐，穷则以山水为娱，艺术则始终作为寄托感情的重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