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概念的史前史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艺术品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5000年以前。(Janson,p.48)人类早期艺术品的题材以牛、马等动物和人的形象为主，有洞穴壁画、石刻以及兽骨雕刻等。对比后来文明时代的作品，这些史前早期艺术品的造型风格可以概括为一种原始写实风格。它的突出特点是追求模仿和表现对象的局部特征，强化这些特征的“真实感”，甚至极度夸张变形。如被称为“维伦多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的石雕，被雕刻于公元前25000-20000年之间，长11厘米，两个乳房占据整个雕像近四分之一多，而且居于中部。这个造型显然与早期女性生殖崇拜有关。在原始意识中，形象和实体是混为一体的，两者具有同样的作用，掌握了形象就是掌握了实体，对形象施加影响就是对实体施加影响。 在原始时代之后（旧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人类进入文明史时代。古代文明时代与原始时代的主要区别是人类定居下来，开始进行耕种、建筑活动，并形成了王权和神权同一的社会体制。古代埃及的古王朝是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文明社会。在原始时代，人需要获得的是与纯自然环境的平衡，因为威胁来自不可掌握的自然暴力。原始艺术的巫术行为是对这个平衡的想象性追求。在古代文明时代，在人开始通过自身有限的技能抗拒自然暴力、建筑自己的文明社会的时候，新的威胁又产生了，这就是来自人类自己的威胁：不同种族、王国之间的战争代替狩猎成为文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在新的环境中，在新的威胁面前，古代艺术的主题就转换成对王权、王国的神圣性和永恒性的宣传和歌颂。古代埃及艺术，自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无论艺术题材还是艺术形式，都是惊人地相似，乃至于柏拉图指出，“埃及艺术1万年都没有变化”（《法律篇》）。古代埃及艺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构成了独特的埃及风格：强制性的秩序感、简朴的线条和凝重的体积。这种风格不仅用于逆造与神灵合体的法老形象，也用于描绘战争和农牧活动。压倒一切形式的对称构图，不仅突出了造型的稳定感，也反复地强调了王权和神权合一的法老权力的神圣性和永恒性。 古代埃及艺术对后来的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400年间，希腊艺术的历史是不断摆脱古代埃及艺术的僵硬、沉重造型的历史，但是，即使在古希腊艺术的鼎盛时期（公元前5-4世纪），古代埃及艺术强调秩序和对称的原则仍然被保持着，富有动感和生气的形象仍然被严格的秩序约束着，并且是按照一定的模式重复塑造的。艺术史家贡布利希指出：“希腊艺术家在一个长时期里重复一些严格限制的模式，只是作了细微改变。”(Gombrich,1956,p.142)古代希腊艺术与埃及艺术同样遵循模式化的造型原则，强调秩序和对称，原因在于它们都从属于当时的政治（宗教）体制，并为这个体制服务。与古代埃及的法老专制不一样，古代希腊的雅典共和国实行的是以自由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自由宽松环境为古希腊艺术注入了生动和轻盈的灵气。但是，正如这种民主政治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它处死了理性启蒙的先驱苏格拉底）一样，古希腊艺术从中所获得的创作自由也是很有限的。贡布利希把古希腊艺术的发展解释为一场从单纯地表现“是什么”(what)到同时表现“怎么样”(how)的造型革命。（同上，Ⅳ，"Reflections on the Greek Revolution"）模仿的观念就是在对“怎么样”的艺术追求中产生的，它必然突破古代埃及以来的模式化的造型而寻求符合现实直观的自由创造。古希望艺术的生动和轻盈就来自于这种模仿观念的发展。模仿注重直观幻象而不是概念模式，它的自由发展必然越出古代政治允许的自由限度。这就是柏拉图反对当时的模仿艺术的原因。他认为，绘画用幻象来欺骗人的心灵，使人更远离真理。柏拉图推崇古代埃及艺术，因为这种艺术长期遵循概念模式的造型原则，实际上就是遵循法老专制的秩序。 在欧洲中世纪，艺术与哲学一样变成了宗教的婢女。怎样用直观形象表现神灵的光辉，表现主耶稣、圣母玛丽亚以及其他圣人们的神圣伟大，是当时艺术的任务。直到早期文艺复兴艺术（14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数百年间神学观念和原则对欧洲艺术的严格控制。完全按照基督教等级确定画像人物的比例、位置，扁平的身体、僵硬的姿式、大于自然比例的圣像眼睛和头顶的光环，是早期宗教绘画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了中世纪宗教艺术向古代埃及艺术的概念模式的后退。文艺复兴借恢复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推动了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在艺术中，以绘画的透视法的发明为代表，对感性形象真实感的追求打破了神学观念压倒一切的主宰地位。作为文艺复兴艺术高峰时期（15世纪后期—16世纪前期）的代表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绘画，创造了在二维的平面上展现三维世界的奇迹。这些绘画的伟大价值是把宗教精神寄寓于丰富生动的人性生活和高度协调的构图秩序中。最令人惊赞的是生活性和秩序感的高度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这些本来以宗教精神为主题的绘画却传达出超宗教的人性激情。这三位大师的艺术作品，第一次最充分地展示了艺术之为艺术的创造力量。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顶画《创世纪》，在描绘《圣经》故事的同时，传达了他的画笔的超人的造型力量。如果我们在观赏这组巨画的时候会感受到不可抗拒的震撼力的话，那么，这种震撼力不是来自于画像展现的宗教故事，而是来自于画像本身。形象对于寓意的超越，是文艺复兴艺术对艺术史的伟大贡献。这一方面展示了人本身超宗教的感性生命及其价值，使文艺复兴艺术成为人文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也为艺术的独立价值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从自由的技艺到美的艺术 与古代艺术活动从属于政治、宗教相一致，独立、统一的艺术概念在这个时期也没有出现，更没有美的艺术概念。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自古希腊到18世纪中期以前，并没有统一的艺术观念，只有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诗歌的观念；也没有现代艺术的分类体系，音乐、绘画各种艺术或者同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混在一起，或者同普通手工技艺混在一起。早期英语中的"art"和中古拉丁语中的"Ars"类似于古希望语的“
”，主要含义是技术、技能或学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区分了必要的技艺(arts for our necessities)和愉悦的技艺(arts for our enjoyment)。(Aristotle,p.5)必要的技艺是为基本生活、生产需要的技艺，而愉悦的技艺则是以闲暇为基础的满足人类求知欲的理智活动。这个分类影响了后来欧洲传统关于自由技艺与机械技艺的分类，自由技艺(liberal arts)的概念正与愉悦技艺概念相对应。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9位缪斯女神(Muses)是掌管各种自由技艺的神祗。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缪斯技艺谱系中，一方面，所谓自由技艺（诗歌、音乐、舞蹈等）是和科学（历史、几何学、天文学）并列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视觉艺术则被排斥在自由技艺之外（它们不属于缪斯掌管的技艺），被视为单纯手工生产性的非自由技艺。(Kristeller)诗歌、音乐没有从知识性科学体系中分化出来，视觉艺术则被视作低级技术活动而排斥，是欧洲古代艺术（自由技艺）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