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2)04-0074-08 孟子，名轲，约生卒于公元前385-304年，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政治家，孔子儒学的主要继承人。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一直崇拜孔子，常为不能得孔子亲传而慨叹。如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离娄下》）但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独特的修养美学观。 一、政治上的仁政与修养上的舍生取义 孟子生活的时代较孔子生活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不同，是一个雄群争霸，战乱不已的时代。孟子主张行仁政取民心，然后兴“仁义之师”以统一天下，与法家的以武力征服天下根本对立。孟子“仁致”的思想基础是民本主义或古代素朴的人道主义，即以人为中心，以民为本。《孟子·尽心下》中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因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比政权重要，更比天子重要，因而他认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怎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孟子有其独特的方法，这就是：“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可见，孟子的“得民之道”在于得民心，孟子仁政的实行也建立在这种怎样得民心上。继承孔子仁学，但又把它推广到政治心理上去，把它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从而把仁学修养学发展成仁学政治学，这是孟子思想对孔子思想的独特发展。 在如何取民心方面，孟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要有物质生产资料的保障，即孟子所谓的“恒产”决定一般百姓的“恒心”。《孟子·梁惠王》中写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也就是说，除了有学识有修养的人外，一般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作为其经济来源的基础，那么就很容易丧失道德胡作非为。因此，孟子提出了他的制“恒产”的主张：“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为此在下文中描绘了一幅小农生活的美景，也就是黎民百姓个个丰衣足食，然后兴办学校，讲授礼义，从而道德文明，世风日尚。 第二，教育人民，教育君臣吏树立轻利重义、舍生取义的思想观念，铸造崇高人格。孟子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一利义之辨的哲学命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发。《孟子·梁惠王上》卷首就写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亦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之所以反对先“利”后“义”，就在于他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因此应该以仁义维系人心。显然，这是就利义之辨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另一方面，就利义之辨与个人的修养而言，孟子认为，重义轻利应该是人的道德准则，甚至主张在生命与道德发生矛盾时，不惜“舍生取义”。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固然可贵，但道德的价值超越了生命的价值，成为一个有君子品德和崇高人格者的最高追求，由于这种道德光辉的至高无上性，使它成了中华民族英雄忠烈人格美的最高体现。从而也超越了眼下所谓的“生命美学”。 第三，孟子不仅指出了得民心的途径和方法，而且还指出了民心之所以可得，人格之所以能够铸造，仁政之所以能够实行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孟子人性论的“性善论”。这种“性善论”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下》）这样一来，整个孟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就都建立在这种人性本善，人心可培养的人性论修养论基础上，从而形成了孟子独特的性善论美学和人格美修养论。 二、性本善但又不离其修养的人性完美论 孟子性本善的理论曾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和强烈的反响。从《孟子·告子上》中可以看出，在孟子时代与孟子争论最为激烈的当属告子。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即告子认为，人性就像流水，像天生的资质或像饮食男女一样是一种纯粹自然的东西，无关善与不善这些道德内容。孟子却针锋相对地指出：“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即认为人性不仅是善的，而且就像水总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孟子既赋予了人性善的道德内涵，又赋予了道德善的自然特征，因而成为一种坚固的、与生俱来的人之根本，从而与动物划清了界限。这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于人有这种“仁义礼智”四端所构成的仁义之心，亦即“不忍人之心”。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把人的本性善与动物相对比，无疑提高了人的地位，显示出了人性的价值所在，而且也为整个孟子的修养美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