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对礼乐传统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大体上是兼顾礼乐的，而对春秋以来的礼乐活动的批判则主要侧重于“乐”即当时社会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方面。这主要通过墨子的“非乐”论集中表现出来，突出地体现出他的礼乐教化观的功利主义特征。 《墨子·非乐上》载：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这是墨子“非乐”论的总纲。从中可以看出：一，墨子之所谓“为乐非也”之“乐”并非限于音乐，它不仅包括“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而且包括“刻镂华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大体涵盖了诗歌、音乐、舞蹈、建筑、雕刻等审美和艺术活动。因而，墨子“非乐”也就是对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否定；二，对于音乐、雕刻、美味、建筑等，墨子是“耳知其乐”、“目知其美”、“口知其甘”、“身知其安”的，也就是说他承认美和艺术的存在，也认识到美和艺术具有给人以审美愉悦的价值，墨子“非乐”并非是因为美和艺术所具有的审美价值而否定之；三，墨子之“非乐”是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原则的，是以是否“利人”为标准的，他之所以“非乐”，是因为对审美和艺术的追求将会“亏夺民衣食之财”。可见，墨子的“非乐”论的关键主要集中在审美和艺术与现实的社会功利的关系上。《公孟》篇载：“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很显然，在墨子看来，做任何事情都有其目的，就象盖房子是为了避寒暑、别男女一样，而任何事情的目的、价值都只能用是否“利人”、是否“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标准来衡量。而“乐”在墨子看来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因而被认为是无用、无益甚至有害的。这是墨子美学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非乐”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墨子美学观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倾向就是将事物的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对立起来，用事物的实用价值否定其审美价值，用基本的物质需要否定对审美和艺术的追求。这种观点，突出地体现出墨子作为小生产劳动者思想代表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审美观。 当然，墨子的“非乐”主要是针对“当今之主”、“王公大人”对于审美与艺术的极端奢侈的享乐追求的，他批判“当今之主”宫室必求“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衣服必求“锦绣文采靡曼之衣”，还要“美食刍豢蒸炙鱼鳖”、“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衣食住行极尽其美，极尽奢华，并为此“暴夺民衣食之财”、“厚作敛于百姓”，从而导致物质生活上的极度的不平等，使“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在《非乐》篇，墨子从几个方面对当时社会礼乐文化进行了全面抨击： 首先，在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情况下，“王公大人”为享受“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而“造为乐器”，一味追求“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将必厚敛乎万民”，“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治与？”因此，“王公大人”之“为乐”“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其次，“王公大人”要欣赏音乐，必将“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又要有壮年之人“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以撞钟、击鼓、奏乐。这就不仅要“亏夺民衣食之财”，而且必然会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絍之事”。 再次，音乐的欣赏“頞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因而“王公大人”一定要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这就肯定会影响到“听治”与“从事”，“与君听之，废君之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 复次，那些为“王公大人”演奏乐器、表演乐舞的人是“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的，因为“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这些人“不从事乎衣食之财”，反而要用很多费用来供养，不能不变本加厉地“亏夺民衣食之财”。 最后，“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上至“王公大人”、“士君子”，下至“农夫”、“妇人”等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职，共同付出艰苦的劳动，如果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说乐而听之”，就将使他们都废弃各自的“分事”，“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墨子从乐器的制作、音乐的演奏、音乐的欣赏、乐人的供养以及音乐欣赏的结果等几个方面对当时上层社会的音乐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性的批判。墨子始终以是否“利人”、“兴天下之利”、“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来衡量、判断审美和艺术的价值的，直接的现实功利成为礼乐批判的唯一标准，审美和艺术因为不能使“国家治”、“财用足”而遭到墨子的否定甚至禁绝。“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从“非乐”走向了“禁乐”，这是墨子礼乐批判的最后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