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于民教授、中华书局孙通海编审编著的《中国古典美学举要》（以下简称《举要》）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9月出版。该书在世纪之交的问世，是中华文化积累的一件幸事，对于较系统、扼要地了解中国古典美学，更好地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丰富内涵和文化精神，纠正以往人们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错误认识，大有禅益。 《举要》的编著主要依据宗白华主持编写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1981年版下册），对该书有所取舍和校订。《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是新中国第一部权威的中国美学史资料整理书籍。它曾受到郭沫若、王朝闻、邓以蛰、侯外庐、黄药眠、魏建功、刘大杰等老专家的关注，老专家们提出过不少宝贵的意见。于民、孙通海当时也参加了《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的编选、出版工作。这次出版的《举要》除了对选录的原文进行必要的注释疏通外，还添加了对作家及其论著的理论概括。“这种理念概括与总结，都是植根于原始著作的，是对原始著作、原始资料的哲学的美学的思考……为研究者提示了门径和要点。”（“前言”第2页）笔者认为，《举要》在学术上有三个方面的可取之处。 第一，《举要》按照历史线索安排结构，注意到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和提示了美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从而勾勒出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与此同时，编著者又强调美学发展各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承前启后的影响和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举要》虽标出历史朝代，诸如远古及春秋前期、春秋后期、战国前期、西汉时期、魏晋六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等八个重要时期，但不为朝代所囿。远古及春秋前期资料多保存在《左传》、《国语》、《淮南子》等典籍中，编著者把这些古老简质的资料单独提出，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详加注释和剖析。明代后期随着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士大夫对理学、吏法控制的反抗，改变了南宋以来美学思想迟缓前进的局面，带来了审美历史上的一次大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最高点，而这种变化同上古春秋战国中的变化前后呼应。按编著者的意见，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可以划为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而连续的阶段。“清代中期（也可单独划分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乾嘉之时，文艺和审美观念又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时期，总的可看做清初审美认识发展的延续，而在延续中又有发展，表现出它自身的某些特点”（第772页）。编著者在朝代的大划分下，充分考察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美学思想的变化，回答了当时美学思想变化的内部与外部原因及其自身特点。 第二，《举要》围绕中国古典审美艺术气化论这一核心，突出了气化和谐对其他艺术与审美思想的统领功能。气化论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特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由此出发来认识中国审美的基本特点，不仅避免了对西方美学观念的一味照搬和套用，同时也使得对中国美学的诠释富有了东方的民族底蕴。气化谐和认识萌芽于原始社会审美艺术产生中所反映的天人观，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称之为的宇宙、生命、人体科学或人体宇宙学，它影响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审美观念的发展特点。春秋末年形成了初步的气化谐和理论。气是宇宙之本、生命之基，亦为审美艺术生命之所在。正如编著者所言：“天人、心物不离气化，审美、创作欣赏不离气化，这是中国审美认识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和特色”（第21页）。这一理论贯穿于不同的朝代，各有其表现形态。战国之时，气化谐和的宇宙观、天人观，随着中国古代人体科学即养生之道的实践发展，根本改变了春秋前认识的低下状态，老庄、孟子、《周易》、《乐记》等俱有贡献。隋唐五代，书法艺术及其审美气化思想在美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影响了其它部门艺术理论和整个美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唐代书法的审美气化思想与哲学、文学中的审美气化思想相应，丰富发展了文艺气化认识，影响了意境认识和非中和思想等等。宋代之后，儒道释一统于气，气化认识和实践深入发展，宋以后的各类文人在有关天人、心物的气化认识上都是一致的，而且大多成名的文人士大夫几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养生体悟。“寓意于物而不留意”的宇宙观审美观、对山林之乐与豪华之乐的兼顾以及对韵味意趣的追求都反映了这一封建后期审美认识上的发展趋向。这种对各个朝代具体发展情况的立论，使中国特有的创作欣赏气化理论有了一个从成熟到结果的明晰过程。 第三，《举要》有选择地介绍、评论了六十余位美学家的美学思想，概括总结了他们美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实事求是，梳理严谨。在中国美学史发展的行程中，许多重要的美学家提出了各自的美学主张，构成美学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对他们的美学思想的评价上，学术界的观点并不都一致，甚至还有偏颇之处。偏著者较为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些美学家的理论学说，既有对已有美学成果的吸收，也有自己的发挥与创新，可谓做到了知人论世，避免了某些片面的、武断的判断与评价。以该书所介绍的首位美学家司马迁（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美学家的思想则以专著立项出现）为例，编著者分析道，司马迁发愤而著的论述体现了从先秦到魏晋间审美认识重点的过渡性的一个特点。司马迁把《离骚》与其它著作联系一起，从更高更普遍的角度来认识它和评价它，“这既使《离骚》抒愤的论述因具有普遍性而获得更充足的理由，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整个艺术审美规律的认识还不独立，或处于半独立的过渡状态，说明人们还习惯于从总体中把握个别，从广义之文的规律中说明狭义之文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第201页）。再如《举要》介绍的最后一位美学家王国维，他的境界说与意境说是其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著者一方面承认其长处在于充分肯定与突出阐发了真与自然的美学要求，另一方面指出其对像司空图、严羽、王士禛一类的那种淡远意境缺乏认识。“其实有些像是在‘雾里看花’，不显现在目前而又如在目前，需要经过由象内到象外，由味内到味外品赏才能领会其境的诗词，又何尝不是一种审美的意境？又何尝在根本上违背了真与自然？王国维在这点上显得有些褊狭了”。（第10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