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3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2-026-06 20世纪的20-30年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相继被介绍到中国,各种美学思潮也随之在中国理论界粉墨登场。20年代初,吕澄的《美学浅说》、《美学概论》、《现代美学思潮》,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以及稍后蔡仪的《新艺术论》等著作,都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学专著,与中国前一时期的有关论著相比,这些著作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大大开拓和深化了,虽然其中不少论著与文艺理论临界不清,但总体上看已经有明显的美学学科特征。这些论著对开拓和发展中国的美学研究,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它们大多带着明显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烙印,因此遭到了左翼理论家们的抵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分析审美问题,成为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出现了一场新旧美学的论争。 一、梁实秋与朱光潜的论争 1937年,梁实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文学的美》一文。有感于当时理论界有文学批评与哲学批评的边界不清的趋势,梁实秋在文章开头就写道:“……文学批评与哲学只是有关联,二者不能合而为一。即以文学批评对哲学的关联而论,其对伦理学较对艺术学尤为重要。艺术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其对象是‘美’。艺术学史即是‘美’的哲学史。”[1](P303)他在文中重复了自己10年前的一个看法:一个艺术家要分析“快乐”的内容,区分“快乐”的种类,但在文学批评家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文学应该不应该以快乐为最终目的”。这“应该”两个字,是艺术学所不过问,而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假如我们以“生活的批评”为文学的定义,那么文学批评实在是生活的批评的批评,而伦理学亦即人生的哲学。所以说,文学批评与哲学之关系,以对伦理学最为密切。这是梁实秋对文学的基本看法。至于美学,他认为:“美学是哲学的一部门,它起来是很晚,现在还没有达到十分成熟的阶段,因为派别分歧所以内容很宠杂,因为唯心主义的色彩太浓所以结论往往是很抽象空虚。”“但是一般人总以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而美学正是一般艺术原理的学问,所以美学的原理应该可以应用在文学上面。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所谓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这原是很古老的说法,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莱辛,有不少的批评家根据不同的原则给艺术划分为若干类型,给文学也留一个相当的位置。文学与图画音乐雕刻建筑等等不能说没有关系,亦不能说没有类似之点,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各个类型间的异点,我们要知道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到文学上去。即使应用到文学上去,所讨论到的也只是文学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同上)梁实秋举例指出,看一幅成功的山水画,几棵枯树,一抹远山,只能说“气韵生动”“章法严肃”一类的赞美话,总而言之曰“美”。看一部成功的小说戏剧或诗,就不能拿“文笔犀利”“词藻丰瞻”这一类的话来塞责,不能只说“美”,还得说“好”。因此他提出两个设问: (一)假如我们还退一步承认美学的原则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那么我们要问——文学的美究竟是什么?或者我们用较正确的术语来问,从文学里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美感的经验”? (二)文学给了我们以“美感的经验”,是否就算是尽了他的能事?换言之,美在文学里占什么样的地位?(同上) 他通过对西方近代美学的分析,提出“我们要讲文学的美,我们只能从‘文字’上去找具体的例证。因为离开了文字,便没有文学。文字不是文学,文字是文学的形体,离开了形体文学便不能存在”。(同上) 梁实秋虽然也承认文学里有美,因为有美,所以文学才能算是一种艺术,文学也才能与别的艺术息息相通;但他又认为美在文学里只占次要地位,因为文学虽是艺术,又不纯粹是艺术。“文学里面两项重要的成分是思想与情感。文学的题材,严格的讲,是人的活动(man in action),其处置题材的方法是具体的描写,不是描象的分析,所以文学异于社会科学,是想象的安排,不是各别的记载,所以文学异于历史。”(同上)他指出文学作者对于人世必须先有新感悟,然后才能发而为文,所以文学家不能没有人生观,不能没有思想体系,因此文学作品与道德关系密切。“若是读文学作品而停留在美感经验的阶段,不去探讨其道德的意义,虽然像是很‘雅’,其实是‘探龙颔而遗骊珠’。”梁实秋强调文学是道德的,但又不注重宣传道德。在分析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之后,梁实秋指出:“文学与人生既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批评文学的人就不能专门躲在美学的象牙之塔里,就需要自己先尽量认识人生,然后才能有资格批评文学。”(同上) 20世纪30年代,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为代表的观念论美学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在文中,梁实秋虽然对以观念论为核心的美学极为不满,指出这种唯心论的美学极度浪漫,在逻辑上虽然能自圆其说,却不切实际,把艺术看成是一刹那间的稍纵即逝的心理活动,这只是一种浪漫的玄谈而已。但他并没有真正看出以观念论为核心的旧美学的要害问题。离开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内容,一切关于美的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梁实秋发表《文学的美》后,朱光潜于同年2月22日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梁实秋的公开信——《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在这封公开信里,朱光潜对梁实秋《文学的美》一文的几个核心观点逐一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在谈到美学的功用时,朱光潜指出:“……美学的功用除你所说‘分析快乐的内容,区别快乐的种类’之外还要分析创造欣赏的活动,研究情感意象和传达媒介的关系,以及讨论一种作品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用‘美’字形容:而这些工作也是文艺所常关心的。每一个重要的批评家——从希腊时代到现代——都可以为例证。”[2](P507)针对梁实秋将美学归之于“自然科学”,而将文学批评归之于“规范科学”的观点,朱光潜提出美学与文学批评的不同并不在此,而在于一个是“纯粹科学”(美学),一个是“应用科学”(文艺批评)。针对梁实秋所言“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