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2)04-0096-05 “理”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在中国美学的潜在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这一范畴的审美意味不易品评，但是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理的确定性、有序性为具体生动的审美意象奠定了基础。 一 “理”，《说文解字》释为“治玉也，从玉里声”。上古时人们将未经人工雕琢的玉石称为“璞”，按玉石的天然文理而治之，即是理。所以，“理”既含事物固有的形式之义，又含赋予事物以有序的形式之义。 先秦典籍中，“理”字虽然在《诗经》出现过，但未见于《论语》和《老子》。“理”被提升为哲学范畴，当是在战国时期。《墨子》中“理”字凡12见，除论说部分的《节葬下》、《非儒下》运用3次外，其他全在经说部分中。这表明墨子学派主要是从讲求逻辑关系的有序方面进行把握，即注重于“察名实之理”（《小取》）。孟子的新拓展在于将人之性与理联系起来，成为后世广泛沿用的“性理”。他认为理、义是人人心中所固有的，非由外铄，道德修养应该反求诸己，达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的境界。庄子学派尚天然而薄人事，《庄子》一书的基本主张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除个别场合言及人伦之理外，其他30多处讲的全是自然之理。至《荀子》、《韩子》等兼及伦理与物理，认识有所深化，表述也更为明确。 汉魏之际，刘劭所撰的《人物志》区分“道之理”、“事之理”、“义之理”及“情之理”，且认为“四理不同”，可见“理”的运用已很广泛。魏晋玄学家中，王弼认识到理是事物运动变化之“所以然”（《周易注》），郭象则称理为事物之“必然”（《庄子注》），二者都是对理的本质揭示，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先秦诸子所谓的理多为有限的、现象界的，那么，在王弼这里，已更为注目于“举一以明”（《周易略例》）的“至理”（《老子指略》）；这种倾向与玄学家“崇本以举其末”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理的本体地位在佛学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出现于唐代的华严宗明确地以事为“心缘色碍者”，即现象界；以理为“平等真如”，即本体界。但现象蕴含本体，本体见诸现象，二者相即相融而形成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 宋明时期，理成为最高和最核心的哲学范畴。理学家试图统一把握先秦诸子所揭示的分理与玄学、佛学所注重的至理。周敦颐视太极为最高的理，同时又以理释“礼”（《通书》）。邵雍提出“以物观物”，即是超越感性、知性以认识至理的方法。特别是在二程的世界观中，理被提到极顶位置，他们认为宇宙学的“天”即理，人类学的“性”亦理，故“天下无实于理者”（《遗书》卷三）。程颐还从张载的《西铭》中提炼出“理一分殊”命题，用以扬儒抑墨。这一伦理学命题（“分”为分位）后经朱熹发展，转化成宇宙演化的描述（“分”为分化）。朱熹注重“格物致知”，适于探究事物之所以然；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适于确定人伦之所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作了较为恰当的概括，他指出：“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读四书大全说》卷五）这种二分法其实包含有三重对立，它们在美学意义上均得到人们的注意。 美学中的理范畴以哲学的认识为基础，但某些方面又稍有不同。 首先，审美和艺术活动兼及自然之理与人伦之理。艺术形象的创作应该合乎物理，即合规律性；同时还应合乎伦理，即合目的性。绘画是再现型艺术的代表，存形莫善于画，要达到形似就要合乎物理。李开先在《中麓画品》序言中写道：“物无巨细，各具妙理，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而非由矫揉造作焉者。万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惟夫绘事虽一物，而万理具焉。”物理有层次之分，艺术必须借特殊传达一般。此外，人物画还要求合于伦理，前人也多有论述。音乐是表现型艺术的代表，着重于抒发情感，显而易见当合目的性。同时，曲调本身必须是一种数理结构，包含有自然法则。《乐记·乐本篇》指出：“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音不同于声，在于它较有规律；而乐不只是音，在于它载有伦理数化的因素，可以发挥陶情冶性的强大功能。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文学是“作为统摄绘画和音乐的整体”[1]出现的，由于在性质上兼有再现与表现，因而包含物理与伦理更为明显。清人方贞观曾以杜诗、韩文等为例，认为他们若非“有得于天地万物之理，古贤人之心，乌能至此？”（《辍锻录》）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审美和艺术活动又可以超越常理，实现更高的自由。王维画“雪中芭蕉”是超越物理，人们并不以之为过；明清小说中的某些观念突破了现实伦理规范，反而更能见出人的情性表现之本真。 其次，审美和艺术研究还须注意思理与文理。墨家重“思理”，但未提出此词；荀子言及“文理”，却局限于在教化意义上的运用。刘勰明确采用二词作为美学概念，他所谓的思理正是思维的条绪之意，由于是在讨论艺术问题，所以集中考察的是想象和形象思维。《文心雕龙·神思》揭示思理的基础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而思理之微妙在于神与物游，“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文理关涉于作品语言和篇章结构的统筹连缀，刘勰称之为“附会之术”：“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文心雕龙·附会》） 文理与思理构成一种表里关系，文理建基于思理，思理表现于文理。刘勰对此已有深刻认识，所以当他讨论思理时也涉及到文理，讨论文理时又联系着思理。如说：“……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思》）“玄解之宰”、“独照之匠”涉及思理，“定墨”与“运斤”则见诸文理，艺术思维与符号表达在理路上常常同步。思理构成作品的内形式，文理存在于作品的外形式中，二者都是人类心灵要求和谐整一倾向的体现，它们的结合使作品内外有序化。古人又常称思理为“义脉”，文理为“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