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在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中，就推出了沃尔佩的《趣味批判》，但是这一本重要的美学论著，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篇研究性的论文。这本美学论著的重要性在于，作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位著名理论家，它的这一著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语言学转向”中的一种代表之作，从中可以窥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语言学转向”中的认识和作为。 20世纪西方美学文论发生语言学转向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在整体上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适应这种变化，在坚持对艺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时，也产生关注对艺术文本的读解和接受的美学。在现代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美学兴起以后，这些美学潮流所提出的艺术形式和结构的自足性、整体性问题，也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中，最为突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转向。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思路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称之为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沃尔佩的辩证语义学美学具有十分突出的实证主义色彩。 沃尔佩不同意以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潮流“回到黑格尔，就是回到马克思”的看法。在意大利，享有盛名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也是一种有着浓厚主体性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葛兰西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1](P88)而沃尔佩则在1947年至1960年间，在意大利掀起了一种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且形成一个所谓“德拉·沃尔佩学派”。 20世纪西方学术思潮的“语言学转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理性认识论的批判。德拉·沃尔佩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1950)，也体现了这种倾向。在这部著作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不直接归结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追溯到亚理斯多德、伽利略和休谟的建立在经验归纳上的科学传统。沃尔佩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是对黑格尔的继承，而是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明确反对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搜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材料，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茫然、静止的汇集上，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对经验材料进行选择性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创造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趋势、劳动力性质、阶级分化、革命等科学理论。“它们对搜集资料和事实的效用，是以它们的历史具体性为基础的：他们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而不是根据事物所非的面目来认识事物。”[2](P221)这就是沃尔佩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的抽象论”。 这种“决定论的抽象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地确定的和面对事实的，因此它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沃尔佩说：“这意味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使我们能够肯定不仅科学逻辑的统一，而且还有逻辑的科学的统一和——简而言之——逻辑的统一。因此，事实上再也不可能提出一种与‘科学’的逻辑不同的‘哲学的’逻辑。”“正是在历史——科学或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这个特定意义上，我们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发现了马克思第一次概括阐述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认识论——科学的基础。”[3](P199)这个认识论——科学基础，也可以叫做“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道德的伽利略主义”。[3](P199)正如马克思和伽利略认识到的，科学需要理论和事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相同的逻辑。科学的逻辑是归纳和演绎这两个原则的复合物。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的逻辑。它关于深刻认识事物的一系列理论假设，都是建立在特定历史环节的事实上的，是从中推导出来的。经验事实和理论思路的结合与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逻辑。 沃尔佩认为，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黑格尔主义的困境，时常让马克思在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之关系中感到困扰。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明确为逻辑方法。他说：“按照唯物论所理解的历史，也就是说，根据其事实的本来面目而理解的历史确实是一种histoire raisonnée（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历史）。”[3](P59)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都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努力阐扬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而沃尔佩在《关于1843年和1844年的哲学遗著》(1955)一文里，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广为人知，但是马克思在1843年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却很少有人注意。而“我们认为，这两部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3](P154)“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包含着以批判黑格尔逻辑学（通过批判伦理——法的黑格尔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最一般的前提。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而且一般说来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些神秘方面是黑格尔的基本的逻辑矛盾或实际上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毫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它们来自这种辩证法的概念结构的类的（先验的）特征。与此同时，马克思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辩证法’。”[3](P15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亚理斯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伽利略的“对一位真正的耶稣教徒和学究式的天文学家”辛普里丘的批判，“有着重大的、根本的一致”。[3](P158)这种批判把自身同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反教条主义的批判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所批判的那种不完善的［错误的］、否定的循环被认为是所有先验的推论的结果。”[3](P161)只有理解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革命精神，才可能认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类历史和自然史统一的思想，才不致于对这一思想作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歪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P128)沃尔佩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逻辑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哲学的文化的革命”。[3](P164)这一革命就是“从‘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辩证‘神秘化的’或神秘辩证法向‘科学的’，亦即分析的辩证法的革命转变，也就是从实在到假设、从先验的主张到经验的预测的过渡”。[3](P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