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2)02-0019-06 中国历史上的隋代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隋代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却具有重要的地位。隋代美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美学反思时期。 一、对六朝美学的清算 隋代是在灭陈后建立起来的，在巩固自身政权时当然会把刚刚所取代的王朝作为不远之殷鉴。它对于前代六朝采取一笔否定的态度，而它所否定的则是六朝美学的感性和俗丽特征。《陈书·帝纪总论》从陈后主叔宝亡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亡国之主，多有才艺。”所谓“才艺”，当然指审美素质。《隋书·音乐志》记陈后主“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极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这里所说的“哀”不是悲哀，而是指幽婉动人。对陈后主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作出何种评价，历史学家们自会有结论。然而就陈后主在文学、美学上的功过是非问题，却是可以细加分析的。他的美学趣味上的俗艳、轻薄，自应汰弃；其“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但是他也有着不可抹煞的贡献，即推促了美学的感性发展，使得文学、舞蹈、音乐等文艺形式显得轻快、动听、幽丽。 整个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南朝陈叔宝这样的风流皇帝，而且北朝也是如此。北齐后主高纬“为《尤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阙，莫不陨涕。”北周静帝“恣情声乐”。因此，南北朝晚期就充塞、弥漫着一种感性主义的轻靡美学风调。 一个王朝的覆灭有着社会、历史等多重原因，而耦合着的因素则是这批亡国之君又偏偏是恣情声乐的（尽管其中确有因耽于声乐而忘怀国是的），这样就往往会推导出亡国之君，多因文艺的普遍性结论。命题的前提有存在的合理性，但结论却是错误的。卢思道《北齐兴亡论》也曾指斥武成帝之“耆音”、后主之“淫声”。后代在总结前代教训时首当其冲地把矛头指向“文艺”。同时，后代对于所取代的前代王朝过失往往怀着偏激的情绪和偏颇的态度，隋代就是如此。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代表了这一心态。崇尚远古教化，认为那时“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义。”但后来出现变化，世风渐衰，尤以六朝为盛。“除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以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思，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州，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齐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李谔锋芒所及，首指齐梁，概及魏晋以还的所有文学现象。他对其文学、美学之状况做了淋漓尽致的否定性描述，尤为憎恨所弥散之社会风习。其中所指遍于魏晋的思想、文学、美学成就，如魏晋玄学、陆机美学、六朝词赋等。李氏之言所及范围既极广袤，时域又甚深远。它成为隋代对魏晋美学特别是六朝美学以憎恶式态度加以否定、摒弃的代表性文字。李氏的落脚点是总结六朝的历史教训，但他所选择的入楔点却是文学、美学，这样，就带来了对整个文学、美学声誉、地位的极大影响，进而导致了对文学、美学的根本否定。 王通的《中说·事君》对六朝文学、美学家作了具体分析和评价。“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小哉，其文冶，男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对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这里的评判标准是文品即人品，是人的道德风貌、伦理观念与人的文学、美学风貌具有简单的线性联系。王通所欣赏的三人中，王俭“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恪遵儒学标准；任昉“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论”，也仍然是以儒学为行为和内在规范的。所谓“其文约以则”，就是简朴无华，符合规范与准则，而所谓的规范与准则，就是以上述的儒学内容为内涵的。王通对谢灵运、沈约、鲍照、谢庄等人，从文品和人品上加以双重否定，并把文品风貌视为人品所致，他所否定和鄙弃的正是六朝艺术和文学审美所应具备的品质与性质。 总体而言，隋代思想家、美学家对于六朝美学采取的是偏颇的愤激态度，矫枉过正，在方法上则是简单化的，因而无法对六朝美学作出正确的历史性评价。这种激烈的否定内容和方式，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时期，成为中国历史和美学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如清代思想家、美学家对于晚明思想、美学的批判。隋代思想家、美学家对于六朝的批评、否定，在历时性的范畴内对于初唐甚有影响。从这种愤激情绪和态度、方法中解脱出来，显示出公允、公道，则是从明代中叶以后才通过李东阳、李梦阳、屠隆，直至清代叶燮得以确定下来。在共时性的范畴内，则是影响了整个隋代的思想、美学方向，使其向政教方向急速滑坡，使文学、美学的功能变得狭隘，遏止了美学的感性发展。如此严厉、苛责，把魏晋以来一些富于生命力的审美范畴如风骨、神思、缘情等都一概扫汰了，它不是促进了思想史和美学史的发展，而是阻碍了其发展。 二、隋代美学风貌：斫雕为朴 《隋书·文学传序》写道： 高祖（隋文帝）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筒。李谔《上隋高祖草文华书》亦言道：“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性行政措施，“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是年九月，“泗州刺司马幼之文表华艳”，竟然被“付所司治罪”，可见手段之严厉，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效果：“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索，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曲，行大道于兹世。”但是，在“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史职，举选天朝。”这是因为“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面对这种状况，李谔认为自己责无旁贷，“既忝宪司，职当纠察”，充当了文化纠察的角色，不惜采取行政法律措施，“请勒诸司，普加搜访”，一旦发现情况便“具状送台”。这是中国文化史、美学史上的罕见事例：仅仅为了纠正某种文风便不惜动用行政法律手段。由此也可以看出，隋代为了改变六朝以来的文学、美学风气采取了何等严厉、残酷的手段。当然这也为隋代“斫雕为朴”的美学风格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