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需要说明的是，本篇论文不重在媒介传播的研究，虽然这也是研究问题的前提，但不是论文研究的重点。文化的传播过程并不像器物与制度的那么明显，如果以显性与隐性的词语来限定，那么，文化的传播更具有隐性的特征。因此，康德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更多的是在隐性的层面上展开的。 我们认为，康德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字面上的，即相似的文字赫然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篇文章当中，这当然也是我们考察康德美学思想影响中国美学的一个尺度，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处理问题，那未免太肤浅与简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辨别那些化入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康德美学的精微思想，所以，在思想层面，我们才能理解康德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意义。 讨论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实际上限定了谈论问题的范围。不过，我们有必要从宏观的视野审视康德美学在中国的百年命运。中国学术界对康德美学的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处于介绍、引进、移植和局部消化的状况。在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大力引进康德美学，他们把康德美学作为思想批判的武器，或者直接将其作为美育的学理依据，王国维的“可爱而不可利用者”的观点、蔡元培关于美的特性：普遍与超脱的思想，都直接源于康德的美学。1916年，蔡元培在《康德美学述》中说：故美学之基本问题，其一曰何者为美学之断定乎？其二曰美学之断定何以能成立乎？第一，所以研究其内容，以美学断定之解剖解答之。第二，所以研究其原本，以纯粹美学之演绎解答之。朱光潜与宗白华则深入地分析、批判与借鉴康德美学，将其化为自身的东西。（注：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将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从变法运动到“五四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一般说来只是一种文化批评和观察印象。美学上，传播者有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后期即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时期，这是一个融汇传播和草创时期。在这一时期，开始根据原著进行研究，进而融汇其他哲学上的派系。代表人物有宗白华、朱光潜、蔡仪等人。贺先生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谈的，从美学的角度看，问题要复杂得多。） 在建国后，作为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康德美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因此康德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遮蔽状态，思想与思想之间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比如宗白华在1960年5月在《新建设》发表《康德美学原理评述》，文章认为：康德自己是第一个替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建立了一个美学体系的，而这个美学体系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美学。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也采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元分析模式。在这种先见之下，理解康德美学本身也成为一个问题。在这一阶段，学界对康德美学持一种排斥的立场与一种俯视的态度。 到80年代以后，康德美学研究在中国真正进入兴盛期，中国学界以平等的姿态与康德美学展开对话。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康德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康德整个哲学体系中考察康德美学或者在西方美学背景中考察康德美学，这大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如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把康德的三大批判结合起来考察，使读者对康德美学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把握，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等分别对康德美学作了独特的分析和研究；二是阐发康德美学中的具体问题，这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比如叶秀山从内在理路上分析了美学在康德哲学中的桥梁作用。朱狄指出了“审美无利害关系”是康德美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只要把这一概念置于美学理论的中心地位，就能把近代美学与传统美学区别开来”。总之，康德美学研究呈现开放性、多样性的状态。 从百年美学的视野考察康德美学在中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实际在做文化比较与文化融合问题的研究。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会有可资借鉴的地方。把康德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加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 二 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康德哲学很受重视。（注：本篇论文的重点不是描述康德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以及概述现代美学中的康德美学，而是侧重在内在理路上搞清康德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的相关性，这种关联重在思想的层面、问题的层面，而不是在形式的层面，因此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又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难度。）贺麟先生指出，“这情形大概是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的，因为康德的知识论是和科学相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的知识论。另外康德的意志自由，讲实践理性，这就必然同民主自由相关。因此，这时期传播和介绍康德哲学是学术理论界的中心内容”。（注：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商务印书馆版，第366页。）1924年《学艺》和《民铎》杂志，还分别出版专号，把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高潮。围绕康德的认识论学说发表的论文就有：范寿康《康德知识论概说》，余文伟《康德哲学之批判》，杨文杞《康德之形式之合理主义》，张心沛《康德先验演绎论之中心问题》、叶启芳《康德范畴论及其批评》和张铭鼎《康德哲学之形式论》等。 这些文章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和把握达到的程度；总的说来，还没有达到深刻的水平。不过有些文章还是看准了康德哲学的精华所在，并有过精到的论述。比如张铭鼎认为，“康氏所拳拳致意的理性主义，将从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得建设出一个确实的基础，从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所以他最注重的东西就是理性。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从普遍妥当性与必然性中，为先天综合的判断树立一个确实的根据来”（注：张铭鼎：《康德批判哲学之我见》，《民铎》第6卷第4号，1925年。）。作者进而指出，康德在认识、道德和审美的三大领域中，其间贯穿始终的东西是形式主义。在这里，他看到了“形式”在康德认识论中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