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时代的美学

作者简介:
埃利奥特(1942- ),男,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教授,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兼职教授。 加州大学河边分校 英文系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文章试图探索近来在美国的全球性迁移与种族多样性是如何影响文化产品,又如何使重审美学在当代社会的性质与作用成为必要的。基于对文艺传统批评标准的重新评价和对解构理论的认识,批评家和学者们受到鼓励去创立一种新的、更具历史感的、政治上带有自我意识的评判文化产品的标准,以使先前被狭隘的美学标准所拒绝的艺术作品和文化表达有公平的机会,显然作者也注意到过度提倡文化差异与区别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如导致非正义和压迫,甚至会滋生冲突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面临的任务,是在尽量完整地理解文化产品所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境况的语境下,建立起评价文化产品的全新原则。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解构以单一种族、单一性别和单一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趣为准则的传统经典结构,努力建立起与当代理论和文化环境相适应的美学体制。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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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S1-0069-06

      一、引言

      当一个人进行审美判断,认为另一个人的容貌心灵是美的,并认为那人的文化表达和艺术作品拥有较高品质时,美学就起到了跨越鸿沟的积极的桥梁作用。但如果做出这种判断的人在政治上、法律上、或者经济上的地位高于另外一方,从而做出另一种美学判断,贬低对方,凌驾于对方之上,宣称对方或其文化产品低级而讨厌、是不足挂齿的,此时的美学就成了制造分歧、敌意、和压迫的工具。做出判断的评判者如果认为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的标准,那么,该评判者就会抹杀掉人类大量的差异和富有创造性的表达形式,以为它们与少数优秀作品无法相提并论。而那些不将自己的艺术作品认同于那个假定的标准的人,要么感到自惭形秽,要么被边缘化。这样美学总是有着被个人偏见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论和阶级论利用的危险。几千年来情况一直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近来在美国发生的全球性迁移与不断扩展的种族多样性是如何影响文化产品,又如何使重审美学在当代社会的性质与作用成为必要。

      二、全球性迁移与文化多样性对文化产品的影响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和文化表达形式正日益交叉,跨越了变更无常的国家边界,全世界社会上、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变化加速了许多国家间的文化多样性和协同作用。美国的电影和流行音乐同时在上百个国家扩散、播放和销售,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又移民到美国。一方面,经济困难、社会关系的紧张、政治冲突经常伴随着人口的迁移而来;而另一方面,移民们带来不同的食物、服饰风格、宗教习俗、艺术与表达形式,还有观察一切人类经验的不同视角。所有这一切都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他们的社区与美国的文化构成,而新移民的文化产品经常能够调和变化的社会压力。尽管这种混杂文化能够表现并常常缓和社会的紧张局面,但在文化形式的碰撞中也会引起冲突,尤其是移民社群内部的代与代之间以及社区与新邻居之间。不过,现在报刊上经常提及这种形式的大众文化,认为它对社会凝聚力有着催化剂的作用。近期的研究纪实性地描述了文化的混杂局面,这种混杂反映了美国的文化表达的特征,并为社会与文化形式之间关系描绘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画。(注:本文的重点是美国,但是,许多同样的情况和问题也出现在世界各地。譬如,全球性通讯和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急速变化的人口状况正在产生相似的文化变革。对于这些问题从后殖民主义、跨国的、和后国家主义的角度所进行的探讨,请参阅Alexander and Mohanty,Davidson and Moon,Guha and Spivak等人的作品。)

      过去的30年间,人文与艺术学科的一场理论革命改变了所有形式的文化表达研究的主题和方式。一种新的哲学怀疑论对判断的认识论基础提出了疑问,认为艺术上所有的批评标准,都是从某些有限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建构起来的。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政治原因而挑战传统文艺经典的那些学者和批评家们,认识到解构理论的用处。这种理论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它展示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因素在判断艺术价值和艺术美时,是如何一直起着关键的、有时是微妙的作用的。这种认识导致了一些批评家和学者对评价系统本身的怀疑。

      这种对于文学艺术传统批评标准的重新评价,鼓励批评家和学者们去创立一种新的、更具历史感的、政治上带有自我意识的评判文化产品的标准。由于这种批评的转向,文化形式评价赖以建立的那些假想受到了怀疑,甚至被推翻。构成学科主题的分析范式——譬如,高级的艺术表达与低级的或者大众的形式之间的区别——受到挑战,而且许多人认为它们是基于相对的、政治上、哲学上无法证明的区别而对其加以拒斥。

      在这一时期的理论重构的语境下,美国当前和历史文化差异的意识不断增长,这就导致了被认为值得阅读的文本和作品的名单的显著扩展。艺术家、学者、和教师对于美国的文化多样性的意识,与社会对性别公正和优先之类事情的觉醒,为更加认真地对待女性、同性恋艺术家的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性。这样,为了使先前被狭隘的美学标准所拒绝的艺术作品和文化表达有公平的机会,许多从前的美学准则需要被重新检视,而传统的价值等级更受到了挑战。

      有人认为艺术作品必然以某种方式是政治的,而那些从事政治行为的人又几乎总是运用带有艺术性的表达形式,这种观点引起了名为“文化研究”的新探索,同时,也使得许多仍然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主义者感到不安。由于同时出现了这种历史上与理论上引人注目的进展,学科内外的许多人都经历了一种谜失方向的感觉,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许多人不但不理解价值标准机制赖以建立的恰当的材料和主要研究计划,也为当前学术界的状况和价值标准机制而感到困惑。与此同时,即使是那些最最认同价值的相对性的人,也承认判断是无法避免的。这样,虽然学界的自我批评和怀疑论的分析动摇了品味与判断的基础,但仍需要批评家和教师每日里从大量的文本和作品中做出选择与判断。(注:在政治性构成主义方面,以及与艺术内批评等级的重新布局和影响文艺的批评判断的重新定义有关的、价值与判断等方面的理论,也有大量的评论。请参阅N.Harris,G.Hartman,JanMohamed and Lloyd,G.L.Levine等人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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