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58;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2-0140-06 成玄英，字子实，唐代道教重玄宗著名学者。陕州（今河南陕县）人氏，生卒年不详。曾隐居东海，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将其召至京师，加号西华法师。高宗永徽（650-655年）中流放郁州。期间，注疏《老》、《庄》，并撰述其他著作。“书成，道王元庆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嵩高山人李利涉为序，唯《老子注》、《庄子疏》著录”[1]。其中，成玄英的《老子》注疏已散轶，散见于强思齐的《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和顾欢《道德真经注疏》中，今天可见的三个辑校本分别为：蒙文通《老子成玄英疏》6卷、严灵峰《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5卷、日人藤原高男《辑校赞道德经义疏》。而又以蒙本成书较早，严本次之，藤原本最晚，并对前两种辑校本均有指正辨难。另《道藏》本收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35卷，并收入清人郭庆藩《庄子集释》。此外，成玄英所注道教灵宝派《度人经》也收入宋人陈景元《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今《道藏》本及《正统道藏》均有著录。本文主要根据成玄英的老庄注疏对他的重玄美学进行分析。 一、以“空”代“无”——对道家美学思维方式的补偏救弊 成玄英曰：“至道微妙，体非五色，不可以眼识求，故识之不见。……体非宫商，不可以耳根听，……体非形质，不可搏触而得。”但“至道虽言无色，不遂绝无，绝无者遂同太虚，即成断见。今明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2]（389页）至道幽微，既不可以感官感受，又“不可以心识之”[2]（392页），要体会作为世界最高本体的至道，只有摆脱认知思维，才能重新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 就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而言，认知行为是有对象的。而有对象就意味着有客体与主体（物与我）之间的区别，将世界人为地分裂为主、客两个部分。主体不仅在认知过程中将物、我分开，而且将物与他物、类与他类区分开来，并为了更具普遍性完整性地把握客体，而冠名于物，将物概念化，却反而忽略了名（符号）背后的实（事物本身）。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深刻认识到认知思维中存在的问题。因而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2]（468页）。不仅充分指出“小知”“好知”、“机心”对人类社会及生命本真造成的戕害，更以“为道”来消解认知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道家的美学思维方式分别通过无物、无我、物我两忘来实现。不但消除认知思维强加于物与物之间的差别，更进一步消解对象化的根源——自我意识，最终实现物我之间相互交融，消除一切界限，使心灵获得极大的自由，实际上是通过以直觉体悟为基础的非逻辑理性思维方式，来达到道家最高人生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3]。 然而，道家的这种消解其实并不彻底。老子以“无”消除对象化的“有”，但这个“无”本身就具有对象化倾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21章），可见，道体本身就并非绝对的“无”。为了弥补理论上的不足，庄子针对老子的“无有”进一步提出“无无”，把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改造为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把老子道的形而上观念上升到体悟生命的道的形而上境界，在这一点上，庄子哲学进一步与美学思维打通。然而，庄子的“无无”仍然具有消解自我的不彻底性。《庄子·齐物论》中庄周化蝶打破了物我之间的界限，但这个我毕竟还是存在的，只不过自我在蝴蝶与庄周的互换过程中，位置变得极不确定而已。同样，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齐物论》）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来看，表面上似乎没出现主客体的对立，但事实上，是谁在从道的角度观物之无贵贱呢？隐匿的自我藏在道的背后，仍然高高在上地审视万物。正是由于对认知思维主体消解的不彻底性，道家美学没有实现真正的物我两忘，因而也就没能实现它所谓的最高人生境界、审美境界。目前学界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4]。 作为道教学者，不管成玄英是否已经清楚认识到老庄在美学思维方式上存在的缺陷，通过对道教祖经《道德经》、《南华真经》的注疏，他事实上已经借助佛教大乘空宗的“中观”思想，以重玄美学对道家美学思维方式进行了修正工作。 以中观的思想方法来看，现象与本体是统一的，整个世界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故无自性，虚假不真，根本不必区分现象与本质来确认其空。但这个空却并非无。它“非有非非有，非无非非无”[5]，处于一种假号的存在状态。道家用“无”来消解主体，而佛教中观学说则不落窠臼，有无双遣，不执着于物，也不执着于心，既否定认知思维的主体，又否定我之外的一切事物的实体性，从而超越了心物、主客、有无的二元对立。 为了补救老庄因滞“无”而造成的美学思维上的偏颇。成玄英借助大乘佛教空宗的“空”来代替老庄的“无”。以摆脱因“滞”而带来的论述中的不彻底性。具体而言，成玄英对道家美学思维方式的补救是从以下几个层次展开的： 首先，针对道家的“无物”，他提出了“物境虚幻”[2]（369页）。认为万物之间的差别实际是不存在的，人只不过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妄断事物的美恶。“一切苍生莫不耽滞诸尘而妄执美恶，逆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为恶。顺其意者必生爱染，名之为美。不知诸法即有即空，美恶即空，何憎何爱”[2]（362页）。可见，世人所谓的美恶根本是不真的，诸法既空，又何来诸法的美恶？世俗的美恶如此，善恶也是这样。“善之与恶相去何若？顺意为善，违心名恶，违顺既空，善恶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恶源乎一心而忘者知其不殊，执者肝胆楚越，然有为之学，迷执者多，是非善恶之中，喜怒唯阿之内，适为患累之本，绝之所以无忧”[2]（403页）。成玄英的论述可谓釜底抽薪。一方面，他沿袭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脉络，指出物无贵贱、美恶之分；另一方面，他又不落“以道观之”的窠臼，他所谓物无差别的原因在于万相皆空。他并不把自我摆到与道合一的位置上来审视万物，因而也就不会导致所谓主、客体的割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