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2)01-0005-04 提出这个话题本身，就包含着对当代中国主流美学的巨大失望，然而，只有在充分论证了什么是中国非主流美学，以及为什么可以在非主流中发现美学之后，才能使这种失望超越它的感性品质并获得坚实的逻辑基础。 什么是非主流美学？从逻辑分析上讲，只有在它与主流美学语境之间划出一个“硬的界限”之后，才能使这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话语空间澄明出来。这种划界实际上又是十分困难的。不仅非主流美学由于受主流话语的压抑与异化而呈现出相当的模糊性，即便是主流美学自身，由于一直挣扎在20世纪剧烈震荡的意识形态语境中，也始终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化与重建之中。不仅在一种主流美学流派门部，可以发生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价值变迁，而且大多数主流美学理论也都经历过从中心到边缘或从边缘到中心的话语沧桑。但是从学术史的特定视角，仍可以相当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主流美学的逻辑构架。 根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主流美学有两种主要特征：（一）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的情感再现原则。在这个层面上所有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美学研究都在主流美学的阵营中，其中最典型的当然是认识论美学。（二）以西方现代主流文化叙事为深层话语结构的各种中国现代美学元叙事。如以西方心理学为基础的心理学美学，以德国哲学为基础的积淀论美学，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基础的后实践美学等，它们虽然与认识论美学这一主流美学话语形态积怨甚深，但本身也绝不是什么非主流美学。也可以说，尽管它们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中带有一定的边缘性，但在百年中国美学学术史上却是大权在握的另一个中心。我把它们称之为反主流美学。它们和非主流美学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使中国民族的审美经验获得真实的再现。实际上正如我多次强调的，由于以西方主流文化叙事为深层话语结构，这些在80年代以来声名显赫的美学语境，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异化和扭曲着中国本土审美经验的再现和表达。因此，只有首先完成了对这两种主流美学形态的学术梳理，才可能在逻辑上为中国非主流美学的出场提供真正的话语空间。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非主流美学，不仅与思辨型的西方古典美学、与以语言分析和存在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现代西方美学有着质的区别，而且也与在这些西方主流叙事影响下孽生的各种“西学为体”的中国美学研究截然不同。就其内在规定性而言，它是一种以汉语言为表述媒介，以诗性智慧为审美认知图式，以中国民族的生命自由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叙事方式。 在当代的话语狂欢中梳理这种相对纯净的中国话语，本身就是可以在非主流中发现中国美学的逻辑根据。这样一种美学话语的必要性首先却是由主流美学的内在表述危机显示的。主流话语的根本问题在于，或从属于意识形态而遗忘了美学自身，或从属于德国古典哲学而遗忘了中国艺术传统，或从属于西方现代哲学而遮蔽了中国民族当下的审美需要。这一切都是因为在这种西方化的语境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使中国民族的审美需要获得真实的再现。为此我曾建议区分开“中国底美学研究”(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与“中国的美学研究”(Study of A-esthetics in Chinese)。前者是指以中国民族为生命主体，以汉语言的言说方式为思维基础，以中国民族的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中国民族审美共通性为最高目的的纯粹美学话语。在这种叙事中，中国民族将敞开与澄明它固有的自由本性。后者则指以一种不具有民族身份的话语与思维方式所进行的异化的美学研究，在这个以西方主流叙事为深层结构的审美语境中，中国民族关于美学本身说得越多，实际上自身的审美存在也就会被更深地遮蔽起来。在中国现代主流美学中人们之所以感到的“美学不美”，就是因为在其中除了枯燥的西方逻辑与方法术语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剩余之物”了。另一方面，尽管一个世纪中到处都是主流美学的喧哗与骚动，但实际上那种可以再现本土审美经验的中国话语也并未“于今绝矣”。它们本身只是被边缘化或者说从主流语境中逃遁而去。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民族人性中固有的审美需要实际上不可能被消灭，只是人们尚未发现那种可以使之走向澄明的话语与语境而已。这不仅指示出中国美学精神的真正栖居之地，它同时还表明正是主动地从主流话语的束缚中抽身而出，中国非主流美学才得以有效地避开主流文化叙事的控制和异化，从而使自身血脉中直承的纯洁的源初的审美语义保存下来。这既是必须在学理上清算中国现代主流美学的原因，也是可以在非主流活语中发现中国美学的逻辑根据。 除了上述的逻辑需要之外，一个世纪漫长而痛苦的美学学术史，也为当代美学重新审视自身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现实条件。而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则是包括美学在内的所有现代人文科学可以进行真正学术反思的总体背景。具体说来，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时间上的迁移，照亮了在现代学术史中一直黯淡无光的非主流空间。 诗人说“云淡风轻近午天”，对于中国现代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的确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政治寓言。在汉语言中，人们一般都把主流意识形态比喻为太阳，并习惯于把它看作是永恒不变的象征。其实这种观念完全是一种宏大的空间叙事学的产物。就是太阳本身，在早晨的霞光万道、午间的云淡风轻与黄昏的残阳如血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一旦把恒星般的意识形态神话投诸一切皆流皆变的时间语境中，人们就会发现，“星星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不仅白昼与夜晚的太阳区别很大，即使早上七八点和下午二三点也迥然有别。对于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来说也同样如此。在时间叙事学的语境中，至少可以在中国美学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语音”，一是朝气蓬勃的朝阳形态，二是云淡风轻的午后形态。前者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或是希望美学研究可以把所有的现实问题都统摄进来，或者把美学抬高为“拯救世界”的最高学术。从西方人“诗是人类最后一个上帝”，到中国主流美学在整体上“以美学代哲学”，（注：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指出中国主流美学全”都混淆了‘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这两个不同的知识命题，所以无论李泽厚强调‘庄子的哲学是美学’、‘以美启真’和‘以美储善’说、‘美学解决的是自然的人化这样一个根本的哲学—历史学问题’、是代宗教又超道德的本体境界；还是高尔泰指出的：‘研究美，……也就是研究人。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它的目的……是证明一种有价值的、进步的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以及我们对于这些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何以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通过这种证明，它也推动历史前进。’最后都把美学变成了哲学。……而作为其衣钵传人的后实践美学，也一仍其旧，其理论意向性仍然是人的存在问题，而不是美的学术问题；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问题，而不是美的本体论问题。所以，在‘美的本质即人的本质’，以审美方式来解决人的现实问题这一根本点上，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不仅不存在逻辑上的超越关系，而且正是所谓的殊途同归。”[1]）本身上都是根据这种朝阳意识形态来复制自身的。在这种美学研究的朝阳形态中，尽管可以把美学抬高到人的哲学的顶峰，尽管可以大声疾呼“美拯救世界”，尽管可以有许多的辉煌和无限的风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炫目的光环并非源于美学自身的澄明，而仅仅是在朝阳意识形态照耀下幻化的一种不真实的光晕，它们本身甚至还是美学迷失自性的结果，所以，它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上与逻辑上的坚实结构。而随着当代后现代思潮对各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罢黜与抵制，中国主流美学在90年代必然要迎来它门前冷落的黄昏。也可以说，在朝阳意识形态强烈地刺激、生产出人类对美、自由的学术冲动与现实热情的同时，也把过多的非美学内容（尤其是哲学与伦理学内容）暗渡进美学研究的“知识学”框架中，从而在中国美学语境中产生了太多的、必须加以清理的文化杂质。“一朝风月，万古长空”。一旦主流意识形态从早晨过渡到午后，所有笼罩在美学颜面上的云蒸霞蔚景象也就迅速风流云散。主流意识形态在时间境域中这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运动，当然会直接影响到在它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各种人文科学，而其中尤其以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美学研究为甚。如果说，中国主流美学在80年代的美学热直接根源于朝阳意识形态，那么也可以说非主流美学的提出本身就是出于午后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这当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美学话语，在“早上七八点钟”的美学研究中，“为真理而斗争”的呐喊，把美学提升为“未来的伦理学”的悲壮努力，以及美学自身在这种喧哗和奋斗中的异化，当然都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和逻辑的必然性。而在午后二三点钟的美学语境中，在云淡风轻的午后意识形态中，“亢龙有悔”的中国美学也必然要重新进行自我认同，并一点点地意识到它绝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这种内敛式的觉悟虽然不够崇高、悲壮，但它却是美学发现自身、走向纯粹学术的逻辑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