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接受美学的“二个文本”

作 者:
龚璇 

作者简介:
龚璇(1979-),女,湖南娄底人,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研究生。 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
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接受美学兴起于欧美文坛,其以读者为中心,对文学的作品、作者、读者“三位一体”的研究成为阐释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关系的一派新论。它将读者推向文学研究的前台,成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整个西方文论尤其是其后兴起的“读者反应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该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进行解读,可以重新构建一个“三文本”的文本体系。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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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2)01-0104-02

      文学是一个多元素的复合体。最常见或最有影响的分析系统是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1]即把文学看作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复合体:

      

      艾布拉姆斯认为,侧重于不同的要素及其关系,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学观,进而走向不同的文学本体论。厚厚一部文论史正是对这一多维立体图的不同解读史。在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发展过程中,接受美学正是以其对读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独特研究成为读者系统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分支,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使之成为研究七八十年代读者反应理论不可跨越的环节。其理论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几位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如尧斯、伊塞尔等。其理论精髓是以读者为核心对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进行“三位一体”的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探讨,它提出或重申了“第一文本”、“第二文本”、“召唤结构”、“隐含读者”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解读“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对伊塞尔的理论提出质疑并探讨“三文本”的建构可能性。

      一、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

      接受美学的哲学思想源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考。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定义了“存在”与“定在”二个不同概念。“存在是不曾规定的,因此,在存在那里,并不发生规定。但定在却是一个规定的存在,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因此,在它那里,便立即出现了它的环节的许多规定和各种有区别的关系。”[2](P102)“存在”与“定在”是对德文Existenz和Dasein的翻译。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了二者的关系,把Dasein理解为“人在某一有限时间中的个人存在”即“亲在”,他说“对‘在(sein)’的领悟本身就是‘亲在’的‘在’的规定性。”[3](P361)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又说到:“凡是以没有‘亲在’的‘在’的性质的‘在者’为课题的各种本体论都是赖‘亲在’本身的‘在者状态’的结构作根基并作说明。”[3](P361)这就意味着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的先决条件,客观物质世界在进入人的意识之前是“自在的存在”,进入人的意识,则成了“自为的存在”。只有人才能揭示出存在的意义。因此,通过对“存在”、“定在”、“亲在”的理解,接受美学以“读者为中心”的思想就找到了它的哲学根源,即“作品”这个“在”只能通过作为“亲在”的接受者、读者的理解与阐释才有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上,接受美学家提出了“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的区别。然而,作品是纯洁的“在”吗?

      二、第一文本/第二文本与伊塞尔的悖论

      伊塞尔认为“第一文本”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制品(Art-efect),“第二文本”是与读者直接发生关系的审美对象(Aethetic Cbject)。[4](P275)显然,这一区分是直接服务于“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的,但客观上对于澄清以往的美学与文论中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起着积极作用。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5](P229)在伊塞尔看来,“第一文本”只是艺术品,与读者没有发生关系,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如那些“藏之名山的艺术品”,[5](P229)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艺术品。这一“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其不成之为审美对象,没有美学意义,更无美学价值。而“第二文本”是与读者发生关系的文学作品,不再游离于人的意识之外孤立存在,而是“读者感悟、阐释、融化后的再生的艺术情感与形象”,由“自在”变成“自为”,成为审美对象,具有审美意义与价值。简而言之,作为“自在”的“第一文本”不存在意义,只有当它被读者对象化后才成为有意义的“自为”体。然而,伊塞尔又说:“效果及反应既非文本固有的所有物,也不是读者固有的所有物;文本表现了一种潜在性,而它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到现实化。”“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这种“意义不确定性”与“空白”即文本的“召唤结构”(Appell Struktur),它必然产生读者阅读理解中对文本的不同看法,即“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也正是这种“意义不确定性”与“空白”隐含了不同的读者,伊塞尔称为“隐含读者”。“召唤结构”也罢,“隐含读者”也罢,都意味着文本在成为“第二文本”之前,即没被现实读者欣赏之前,已经具有了某种意义,现实读者仅是“参与”构成意义。既然只有“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之分,伊塞尔无疑陷入否定“第一文本”有意义又不得不承认“第二文本”之前已具有“意义不确定性”的悖论之中。如何走出这一悖论?让我们再回到海德格尔,他认为“在者”不能独立于“亲在”而保持其纯洁的“自在”,“亲在”的出现必然使“自在”产生意义,不复“自在”。“亲在”以“亲”即人的参与性毫不留情地颠覆了作为寄主的“在”的“自在”系统。因此,海德格尔正是在建构“亲在”的基础上又诡异地解构了它。回到文本,如果“隐含读者”先于“第二文本”又不属于“第一文本”,那么它栖身何处?如果“隐含读者”存在于“第一文本”中,那么这个有“亲在”参与的“自在”如何维护其纯洁性?伊塞尔提出“隐含读者”的同时就隐藏了“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的分界线。“隐含读者”对“第一文本第二文本”的渗透与扩散既颠覆了“第一文本”的纯粹“自在”又摧毁了“第二文本”特立独存的“自为”,从而引发了“第三文本”的出现,构建了一个新的文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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