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1-0060-06 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诞生于“现代”与“传统”之间巨大的文化－经验断裂中，其理论和话语的构成逻辑及主导力量与传统美学完全不同，它们之间经历了一系列话语构成方式上的巨大转变。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现代美学话语逻辑取代传统美学话语逻辑 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经验系统划归为一个长时段，其开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它是由漫长的狩猎、作物的种植、动物的驯化、土地的开垦、食物和工具的手工制作等阶段逐渐累积而成的。这种劳作不仅面向自然，而且也通过劳作而向自身呈现。这是一种实际的、实在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纯粹认知关系。这一漫长劳作所形成的文化－经验系统的轴心就是劳动者的“生存意向性”与物之物性的“交互转让”。在这种劳作的“交互转让”中，人不仅获得了大地、天空、风雨、海洋的无言的馈赠，获得了食物、衣服、房屋和持续生命的保障，而且领悟了自身的限度和自由，形成了对“无言馈赠者”的虔敬。这种限度、自由和虔敬便是人生存的神性，它凝结为宗教中的神，甚至手工劳作的器具、物之物性所呈现的形式也是神圣的。 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以掌管一种或几种“技艺”为其资本。中国原始儒家的“六艺”、老庄追求与“道”相化的“游”（如庖丁解牛），也同样以手工劳作中让物是其所是地呈现。传统艺术和审美活动，就诞生于这种“艺”，它们围绕着身体——手工劳作与物之物性之间的“交互转让”的话语逻辑和语境而形成。西方的模仿概念、中国的“神与物游”这些磨塑其审美和艺术活动达两千年之久的原则，就诞生于这种“交互转让”的语境中。在这种“交互转让”中有自由和存在的真理。就其自由而言，它把“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视为最高境界。就其有存在的真理而言，它不追求自在存在的物的真实——“形似”，而是追求一种在“交互转让”中让物是其所是的显现——“神似”、“气韵生动”、“有机整体”、“自然”。这种话语模式构成的“美”，体现为“自然形式的客观合目的性”，体现为“神用象通”。 这种文化——经验主导西方人感受事物的方式一直延续到18世纪理性时代。真正使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是资本主义商业精神与科学技术之分析理性的结合。虽然传统的文化——经验中也有理性（如苏格拉底的求知理性、中国的“礼”），但这种理性是一种淹没在身体劳作与物之物性的“交互转让”的实存经验中的，它主要表现为限制“快乐原则”的“现实原则”，其最发达的形式表现为道德、宗教戒律等。但到18世纪，经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发展，认知理性或分析理性脱颖而出，它的直接领域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从解剖开始，现代生物学从分类开始，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数学。现代分析理性是插进自然神圣机体的一把解剖刀，它分解自然，提取任何部位放入实验室，以便取得可利用的东西。科学－技术、工业制造和资本主义商业市场联手，以突变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文化－经验系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对自然和物质的支配力量。对此，海德格尔说：“技术统治的对象化特性越来越快，愈来愈无所顾忌，越来越充满遍及大地，取代了昔日所见和习惯所为的物的世界的内容。它不仅把一切物设定为在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它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发送出来。在自我决断的制造中，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及整个大地，而且也作为意志在存在的本性中进行交易，并因此将所有的存在物带入一种算计的交易中。”[1](P104) 以分析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文化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分析、解剖、数字计算等，来为整个世界进行符号编码。因此，它主要是一种编码文化。它的编码活动不是遵循身体劳作与物之物性之间的“交互转让”的有机原则，不再从这种“交互转让”中获得存在真理，而是主体把物作为对立的对象，以征服者的姿态把它强行拉到实验台上，迫使物说出自己的秘密。它褫夺任何物、包括人体的神圣性，先肢解，然后编码。现代科学技术的所有门类，都在进行着这种编码活动，以便所有自然物都能在实验室被操控、被组合、被复制，并最终转化为工业制造的批量生产和“流水线复制”。元素周期表、基因图谱是这种符号编码的经典形态。这样，身体劳作与物之物性之间“交互转让”的“神性”、对自然“无言馈赠”的限制和虔敬瓦解了，宗教的衰落也就成为不可扭转的事实。19世纪还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编码活动虽然在自然领域取得了凯旋，但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领域却是它的禁区。狄尔泰、柏格森等思想家企图以生命的绵延、创化、体验的不可编码、不可复制性来对抗科学技术符号编码的侵略。但就在他们进行对抗的同时，科学技术向社会、精神领域的符号编码渗透已逐渐在获得成效：生物学衍生出了心理学，财富的计算产生了经济学，传统的修辞学在普遍编码活动的刺激下，演变成了现代语言学。按福柯在《词与物》中的分析，这三个学科主导了人文科学的“范式”作用[2]。当这些学科在功能与规范、冲突与规则、意指与系统之间运作时，它们其实就已经进入了科学技术编码的运作模式之中了。在此情况下，传统的人文学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模式的重新整合，就连哲学也不得不从中获致新资源。表面上看，20世纪初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是在解决哲学的表面问题，其实是在为源自科学技术的符号编码奠定哲学基础，把哲学也纳入符号编码的过程。 工业制造、商业市场运作和科学技术三者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组织特有的庞大功能体：大都市。大都市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使人彻底遵从市场资源配置的编码规则：一方面它把人从乡村有机社会的亲情纽带中撕开，变成单子式的个体；再把这些单子式的个体训练成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则把这些单子式的个体再配置为欲望的载体——“消费者”。这样一来，都市便成了开发欲望以便发展消费的发动机。单子式的个体在这个发动机中，最终感受到的是孤独、焦虑和自我消亡。波德莱尔是第一个描述这种都市经验的诗人。而所有的现代性艺术就植根于都市经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