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2)01-0148-07 一 中国美学的思维取向，指的是中国美学思维在过程中的特定视界。 我们知道，在西方美学，尽管学派林立，思路各异，但是从主客关系出发来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例如，把美学问题归结为美的本质是什么与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认识美的本质，却是其共同之处。这样一种美学背景，必定会假定存在着一种脱离人类生命活动的纯粹本原、假定人类生命活动只是外在地附属于纯粹本原而并不内在地参与纯粹本原，而且既然作为本体的存在是理性预设的，是抽象的、外在的，也是先于人类的生命活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就必然是彼此对立、相互分裂的，也必然是只有通过认识活动才有可能加以把握的（可以说，从亚里士多德的“‘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一直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如此）。同样，在主客关系中一切彼此外在、相互限制，最终也无法达到自由（最多只能达到那种被曲解了的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属性的自由，或者那种把握必然的自由），因此关注到的只能是必然性的领域、知识的领域，建构起来的只能是对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解，即从对于世界的具体经验进入对于世界的抽象把握，所把握到的也只是在主客关系中所形成的自由的必然性。显然，这就是西方美学的特定的阐释框架：知识型阐释框架。 而在中国美学，尽管同样学派林立，思路各异，但是强调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却是其共同之处。它毅然把认识活到放到“括号”里，悬置起来（庄子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而去集中全力研究先于认识活动的审美活动本身。并且，由此得以把握的无疑是一种从必然中提升而出的自由、纯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即庄子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建构起来的也必然是一种对世界即对最为自由、最为根本的生命活动本身的内在理解，所把握到的也正是在超主客关系中所形成的自由的超越性。显然，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特定的阐释框架：智慧型的阐释框架。 不难想见，中国美学的上述特定背景与阐释框架，必然导致不同思维取向的出现，并且因而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本身产生根本影响。 还从西方美学谈起。特定的背景与阐释框架使得西方美学走向了一种侧重于“有”的认知的思维取向。这是一种肯定性的思维取向，始终肯定“有”什么东西存在，也肯定没“有”什么东西不存在。“无”是“有”的没有，不存在是存在的不存在。因此，在西方美学，往往是透过对象世界的“形”来把握其背后的本质（规律、必然、一般、抽象乃至上帝），从有到有（万有之有），有中求有。“水落石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样一种肯定世界是一个有限的有底的棋盘以及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为假、超验恒定的本质世界为真的心态，必然导致西方走向一种对象性的思维。这样，关注事物之间的相同性、同一性、普遍性的追“根”问“底”，显然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思维路径。而透过个别追问普遍、透过具体追问抽象、透过变化追问永恒、透过现象追问本质……则显然是其中的共同前提。在其中，“存在”被确定为“在场”（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于是世界万物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人是否能够和如何认识世界万物的本质，就成为它所关注的中心。而在美学思维中，西方所始终关注的，仍旧是“在场的东西”、“原本的东西”（尽管古代的艺术从属于自然，近代的艺术从属于精神，但总之都是把“在场的东西”放在重要地位上，或者是自然的在场，或者是精神的在场），因此，对于西方美学来说，“是什么”就远比“是之所是”更重要。在这里，所谓“什么”，无疑是可以重复的，也是有真理与谬误之别，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的。进而言之，特定的思维取向必然要求强调那些能够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而忽视那些无法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美学也如此，例如摹仿说、类型说，就都是以应当有的本质为根本，性格说也还是要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特殊看一般。由此出发，显然只有关于一般的知识才是知识，只有关于一般的知识才是真理，因而就必定强调那些能够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而忽视那些无法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在美学中也是一样。从特定的思维取向出发，审美活动就只有在能够成为关于世界的共同本质的准知识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也才是有意义的。于是，审美活动怎样通过个别来表达一般，怎样经由个别通向一般，怎样塑造一个符合一般的个别，怎样发现一个反映一般的个别，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美学所提出和把握的美学的根本问题。 而特定的背景与阐释框架却使中国美学走向了一种侧重于“无”的智慧的思维取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思维。它否定“有”什么东西存在，存在的只有“本无”的“道”，只有世界的在场与不在场。正是“无”使得“有”成为“有”，正是“无”使得“有”有了起来，也正是“无”使得“有”有了存在的根据。它是“众妙之门”、“玄牝之门”。所以庄子才会强调：“泰初有无无”，“睹无者，天地之友”，“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庄子）这样，在中国美学，重要的只是：我们考察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怎样成为我们的世界的？也就是说，重要的已经不是“是什么”而是“怎么样”。换言之，所谓本质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世界本身，或者，只是互相联系、彼此补充的世界本身，当然，现象世界也有待超越，不过，这超越并非超越到现象世界背后的永恒不变的本体世界，而是从在场的现象世界超越到不在场的现象世界。所谓从“无”到“有”，“无”中求“有”，“石破天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样一种肯定世界是一个无限的无底的棋盘以及一切互相为“缘”而不为“故”的心态，必然导致中国走向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走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限可能的空间。这样，根本无“处”（“本质”）可以立足——庄子称之为“无故而然”、禅宗称之为“桶底脱”（这意味着：世界只有空无而没有根底），而只能绵延于无穷无尽（不同的系统质）之中，就成为中国美学的特定思维路径。它关注的是事物之间的相通性、相关性、相融性，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即超越在场，换言之，关注的是“是之所是”，即超越对象的之所“是”，而推出其所“不是”，意即超越对象的常见的一面，发现其中的异常的、全新的一面（这类似于王阳明说的“一时明白起来”的“此花颜色”。）当然，对于未出场的东西的把握，肯定并不意味着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把握，因为，它所把握的并非同一现象的同一性，而是同一现象的可能性，甚至，哪怕是不可能的可能性。 具体从美学思考来看，在中国美学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子虚乌有的“本质”，任何一个对象都只是现象世界的普遍联系之网中的一个网结、一个交点（不妨联想一下中国美学中那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空”）。因此，世界也就并非因为符合某种本质、普遍、必然、一般而成为美的世界，而是因为为我们展示了令人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系统质）而成为美的世界。而且，越是深刻、丰富地显现了令人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就越是美的。换言之，所谓审美活动，无非就是通过超主客关系中的体验把世界的无穷意味显现出来（所以中国美学才如此强调与宇宙生命本体直接相关的“大生”与“大乐）。而对于美学而言，则越是成功地揭示了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越是深刻地显现出事物之间的系统质、越是丰富地显现了这空无的世界的无穷意味，就越是成功的思考。显然，面对这一对象，所谓对象性思维已经无济于事，能够完成这一工作的，只有非对象性思维。这非对象性思维以思维的极限作为自己的起点，从对于本质的把握，转向对可能世界的建构、可能世界的呈现，从对于把握必然的自由的考察，转向对于超越必然的自由的考察。它所导致的是可能性而并非一致性。它意味着万物尽管并不相同，但是却处于共同的联系以及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彼此又是相通的（联想一下中国的“穴位”）。中国美学称之为：“一气而已”（王夫之）、“一气相通”（王阳明）。结果，作为一张奥妙无穷的联系之网、关系之网，世界之为世界的根本——可能性（而不再是同一性）的一面开始展现出来，人与世界之间的无穷无尽的“缘分”也通过在神奇变幻中形成的系统质而不断地显现而出（庄子称之为“以游无穷”），自我隐蔽、自我封闭的现象因此而自我显现，澄明而出（可注意中国禅宗美学的“空”、“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