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1-0122-04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二十世纪互不相扰、并行发展，只是在近二十年开始学术沟通，并以有广泛学术影响的理论家的联谊交往、学术著作的译介传播，开启了相互对话、相互启发、对此借鉴的新阶段。基于社会性质、语言特征、文化传统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理论交流、相互理解中的种种障碍，存在一些观念上的距离甚至观点上的对立。在差异中寻求对话的可能、在对立中确立适于自身的理论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美学建设过程中有现实意义的论题。 理论比较的前提与基础 对于富于创新与个性的理论来说，每一种理论学说似乎都是发乎理性的“独白”；对于理论诞生与传播的社会境遇，每种理论都企盼智者的呼应和群体的对话，不管这种对话是否与理论家的智慧接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传播与发展的一个多世纪的思想旅程中，其所经之处，无不产生巨大的社会回声，并在不同的现实界域打下深刻的思想印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即是这一理论传播的最成功范例之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意识各个层面的现实成就与理论发展，具有政治性、地域性、现实肯定性，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标志。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实处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以学术对象的身份被研究，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主义”的名称由1930年德国哲学家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和现状》一文中最先使用，1955年由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提出，1976年英国著名新左派批评家佩里·安德森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小册子，该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发生背景、发展脉络、理论主张、流派特点和代表人物作了通俗概览，促动西方学界对西马理论的关注并形成研究的一个热点。（注：参见奚广庆等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条目，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与无产阶级的胜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相反，西马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失败、马克思经典理论受到严峻现实挑战的社会语境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流或在野政党的思想旗号，其理论虽在不同理论家那里有主张的差异甚至对立，但学术性、现实否定性及文化内涵，是西马理论的共同特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政治学、哲学研究者的理论视域。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学术成果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学说，则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引起中国文论家的关注，（注：漓江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冯宪光著。此为西马美学在我国引起学界关注的较早成果。）1988年底在四川成都首次召开了西马文论与美学研讨会，会议因种种原因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也没有改善或深入有关“西马非马”的性质论争。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对于西马的研究由政治身份的性质论争转向理论内涵的学理探讨，而不再为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伤脑筋。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理论的比较才有实现的可能。“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新时期文论比较研究”（冯宪光）在九十年代中期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正式进入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视野，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因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概念范畴、语言思维等外显或内隐的语境差异，也因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使得这种理论的比较研究面临研究者个体的心理阻碍，以及理论阐释中难以避免的误读和曲解。 理论比较的基础有三点：第一，坚持科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在概念、问题的客观辨析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非“唯我正宗”地主观臆断；第二，对西马理论有移译中的范围广度与阐释中的意义深度，有知己知彼的学术积累，才有沟通、对话、批判、互鉴的可能；第三，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差异巨大，但仍存在理论的共同性：即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政治、哲学、经济学理论向文学、美学、伦理等精神文化领域拓展。这种理论发展的部分共同性使双方在思想的紧张对峙中，保留了握手言和、平等对话的空间和机遇。 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这使得两者——涵盖诸多差异、范围延伸极广的理论体系——共举色调同一的思想旗帜。基于社会机制的巨大差别，这面旗帜上的标识、旗手们的口号、观点存在种种截然不同的状况，辨析其间的同一与差异、发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二十世纪的不同流向与发展，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反思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美学的展望都具有启发性意义。 现实背景的疏离与理论焦点的互通 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这样总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的社会背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于政治上孤立和失望的环境之中。”（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9月第137页。）西马起源于共产国际内部的理论论争，它是自“一战”以来对于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却归于失败的反思，因为这一事实恰恰与马克思当年的预言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宣告瓦解、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脱离。西马理论家一般都是书斋里的学者，尽管他们大多都有参加实践斗争的经历，或多或少都进行过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尝试，但都没有成功，在政治生涯中遭遇种种挫折，进而把投入政治实践的激情倾注于诗学的研究、审美的研究、社会文化的研究。卢卡契(1885-1971)不同人生阶段有过理论研习者、政治活动参与者、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变迁，他在屡遭挫折、退出政治活动、结束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和美学的研究；葛兰西(1891-1937)是在狱中完全与革命运动脱离接触的环境著书《狱中札记》）；马尔库塞(1898-1979)早年积极参加革命，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害后愤而退出该党，开始走上钻研哲学、美学、文艺学的学术道路。由于革命战略目标选择的转移以及理论家个人遭遇和体验，促成了西马学者在美学、文艺学方面著述甚丰，以致成为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美学、文艺学流派。30年代，纳粹势力兴起后，大部分的西马理论家都处于流亡之中，或者向西到了英、美，或者向东到了苏联。“二战”后，西马成为大学、科研机构里的学术课题，其时针对的现实，已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实践，而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