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6-0063-07 何谓美学？自美学诞生之日起，人们便不停地追问，而且还将追问下去，美学史因此成了问 题史，不同的只是追问的目的、角度和方法。不过，美学之所以保持着勃勃生机，也许正在 于不停的追问。恰恰是不停的追问激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和智慧，从而将他们内心世界 真实地敞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顾，可以看做是对100年来中国学 人心路历程的一次浏览。 一、王国维：寻求美的标准与文学原理 美学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王国维是最早阐扬美学的人之一。王国维是位启蒙 思想家，他之推重美学主要是从国民教育出发的。在他看来，美学之重要，不仅在于它是哲 学的一部分，能够将本属直观的、顿悟的审美与艺术现象放在理智的层面上进行思考，而且 在于它能够为人生提供某种“美之标准”，为“文学上之原理”提供某种根缘，从而现实地 为人们指示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途径。 王国维最初接触的主要是叔本华的美学。《红楼梦评论》是他的一次实践。这篇文章在美 学本身上并无新的建树，但对于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文学批评之纳入哲学视野，无疑起 到了奠基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红楼梦评论》第一章意在为评论确立一个原则。他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 。”而欲生于不足，因而与苦痛相联。所以“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他认为 ，人类一切知识的探求和实践的行为，无不是“欲”的结果，无不与苦痛相始终，惟有一物 ，可“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这就是“美术”，即文学艺术。文学 艺术所呈现给人们的不是可感可触之实物，而是“美”。他认为，美之中有优美与壮美两类 。所谓优美，是指一物或与我无关系，或虽有关系但为我所漠视，我是以宁静心态去观照物 之本身；所谓壮美，是指一物大不利于我，我的意志因之破裂，我遂成为但知之我，从而得 以深观此物。无论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红楼梦 评论》第二三章讨论《红楼梦》之精神及美学上之价值。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精神在 于通过对贾宝玉等人物形象的描写揭示出生活之本质即生活之欲及其解脱之道。贾宝玉的“ 玉”实为“生活之欲的代表”，玉之来龙去脉，恰好说明“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 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出”。《红楼梦》之美学价值，与《桃花扇》相似，而与 《牡 丹亭》、《长生殿》等不同，主要是壮美或悲剧的美，但《桃花扇》的悲剧，是政治的 、国民的、历史的，《红楼梦》的悲剧则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红楼梦》因而大背 于国人的世俗的、乐天的传统精神。王国维由此结论，文学艺术的任务，“在播写人生之苦 痛与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 之平和”，“美学上最终之目的”，应“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1](P1-14) 《文学小言》特别是《人间嗜好之研究》，可以看做是王国维美学的一个转折。转折的标 志是与“生活之欲”不同的“势力之欲”的提出。他在《文学小言》中写道：“文学者，游 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1](P25)《人间嗜好之 研究》中进一步谈到“势力之欲”与“生活之欲”的关系，并由此拈出“嗜好”这一概念。 他说：“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之欲复而为势力之欲，而务使其物质 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此势力之欲，即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 人之一生，唯由此二欲以策其知力及体力，而使之活动。其直接为生活故而活动时，谓之曰 ‘工作’，或其势力有余，而唯为活动故而活动时，谓之曰‘嗜好’。故嗜好之为物，虽非 表直接之势力，亦必为势力之小影，或足以遂其势力之欲者，始足以动人心，而医其空虚的 苦痛。不然，欲其嗜之也难矣。”[2](P28)王国维将烟、酒、博弈、宫室、车马、衣服等称 之为低等的“嗜好”，其中适用部分属于“生活之欲”，装饰部分属于“势力之欲”；称文 学、美术等为最高尚之“嗜好”，这种“嗜好”则完全属于“势力之欲”。他说：“希而列 而（按即席勒）既谓儿童之游戏存在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精神的游戏。故 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不可疑也。”[2](P30)他认为，普通人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均源于 “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示者，得以游戏表示之”，而真正之大诗人，则“以人类之感情为其 一己之感情”，“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 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王国维进而由文学艺术推及哲学、科学及一切知识，说“一 切 知识之欲，虽谓之即势力之欲，亦无不可”。把“势力之欲”及“嗜好”引进美学，这标 志着王国维从叔本华转向康德、席勒，标志着他不再从悲观主义角度将文学艺术的意义消极 地归之于超脱生活及其苦痛，而赋予了文学艺术以表现与完善人性自身的人文主义功能。这 一转变同时改变了王国维对“美之标准”和“文学上之原理”的理解。这便是《人间词话》 及《宋元戏曲史》所以产生的理论根基。 《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的核心概念不是美，而是“境界”或“意境”。它是“意 ”与“境”的浑然统一，是“自然”。所以他在评元南戏时说：“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 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1](P407)这个“自然 ” ，有道家讲的“自生自成”之意，而不同于“自然中之物”，其中包括真实、真诚及描写时 之质朴无华等多种涵义。王国维以为艺术，至少诗词戏曲之类的最高范畴，应是“境界”， 美作为一种形式只是构成“境界”的一个因素。因此，他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重 新界定了优美和壮美。在他看来，优美既然是由对象之形成不关乎吾人之利害，使吾人得以 静心沉浸于其形式中，作为“境界”，便是“无我之境”；壮美既然是由对象之形式大不利 于吾人，吾人必须调整心态超越利害之观念，以达观其形式，作为“境界”，便是“有我之 境”。“无我之境”的特征在“静”，“有我之境”的特征在“动”。同时，因为艺术作为 “第二形式”，有个表现问题，所以他又在优美、壮美之外，提出了“古雅”这个范畴。由 于“境界”概念的提出，王国维完全抛开叔本华所谓的“实念”（即理念）这样异常空乏的用 语，而注重对艺术家人格修养的分析。强调“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 ”；强调“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1](P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