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也是文化伟人。他在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呕心沥血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文化事业，毕生致力于创新中国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素质和知识水平。他在创新中国文化的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面向世界，紧扣时代的脉搏，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文化创新思想，从理论上、实践上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文化创新与文化本质唯物史观诠释的统一 文化创新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明确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得益于他对文化本质的唯物史观诠释。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角度，明确界定了文化本质，确认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揭示出文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政治和经济。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在此，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一方面科学地指出了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对观念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诠释确立了毛泽东理解文化创新的基础。 毛泽东认为创立新文化就要革旧文化的命，而要革旧文化的命，则必须推翻旧文化的基础——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泽东引用马克思的论述加强自己的观点，“‘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旧文化是封建文化，现存的文化（20世纪40年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而中国要建立的新文化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因此，毛泽东坚定地提出必须将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半封建文化和包含奴化思想的帝国主义文化打倒，“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5页。）也就是说，要创造新文化，必须和旧文化进行生死斗争。其实，从毛泽东早期改造社会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创新文化的思想轨迹。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写道：“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1页。）以此理推之，创新中国文化同样是一个生死成毁的再造过程。 毛泽东对文化的唯物史观诠释，赋予了文化创新以革命性的涵义。毛泽东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深切感受过那时力图从精神世界改造中国民众头脑，创造中国特色文化以摆脱弱国穷民困境的激愤。当初的毛泽东也津津乐道于“文化救国”，希望通过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来改变国民的观念。1918年4月，他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研究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1919年起，他不仅积极参加组织进步青年到欧洲勤工俭学，学习西方进步思想，还创办《湘江评论》，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同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指出学会的原则是“研究、传播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6页。）1920年7月又发起成立“文化书社”，明确表明其目的在于介绍各种新杂志、新思想给广大青年，以便能使广大青年有新的研究，从而就有新的思想。认定有了新思想，就有了新文化。有了新文化，社会就能得到改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文化救国，力图通过传播、研究新学术、新思想，进而创造新文化。这实质上是在寻找能够给予中国现存经济和政治以重大影响的，推动中国向着有利于解放人民大众的方向发展的新文化，结果却没有成功。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创新中国文化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创新中国文化必须与政治、经济制度革新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贴近人民生活的政治经济问题不解决，现实的社会不改变，人们头脑中的旧的观念就不会改变，新文化就无从建立，这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 二、文化创新与文化大众化方向的统一 创新中国文化首先要确立一个目标，即创建什么样的文化。毛泽东所向往和追求的新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他在寻求民族独立、领导中国人民政治解放、经济翻身的革命中，一直以建设人民大众的新文化，确立人民在社会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为职志，不懈地努力。 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在阅读旧小说时，就曾经产生过为什么小说中没有农民当主角的疑问，并发誓长大后要写关于农民的书。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注意到“失学之国民”多为“社会之中坚”，便主持开办“夜学”，从事文化大众化的尝试，以“造成新国民”。（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96页。）五四时期，当一些人空谈改造、救国时，他独具慧眼，把注意力投向了工农，呼吁“民众的大联合”，并思考文化如何同国民尤其是农民发生联系的问题。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指出，世界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以来的各种变革中，文学变革的标志是“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2-293页。）尽管他当时所呼喊的“平民”，还不是后来所强调的“人民大众”，但在那个时期却是进步青年最乐于接受和最倾心的选择，他坚信只有它代表那个时代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毛泽东以湖南人为例，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脱离民众的倾向，他说，所谓的“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因为没有几个人进过学堂，即使入学堂的人又有几人认得清字？“认得清字、懂得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因此，他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必须与民众相结合，这样才会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