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内中收有毛泽东的37首诗词。与此同时，文物出版社以集宋版书字体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两种内容相同而字体、版式有别的诗词集（以下统一简称为“六三年版”），都从1964年元旦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先后发行，并陆续在各地新华书店发售。 毛泽东诗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 “六三年版”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它的珍贵在于，它是毛泽东亲自编定的第一个带总结性的诗词集，也是毛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诗词集。在“六三年版”之前，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都出版过《毛主席诗词十九首》。那只是出版社把刊物上已经发表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蝶恋花·答李淑一》汇编在一起，毛泽东没有重新全面校订，诗词的数量远不能囊括毛一生诗词创作的精华。“六三年版”则是毛亲自主持编辑的，此时毛泽东已经70岁了，也许他意识到需要对自己的诗词创作作一个总结，把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汇集起来，并对已发表的诗词认真作一次校订。自从“六三年版”问世以后，毛泽东就再没有下过大力气来编自己的诗词集了。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曾经出版过一本收录有他的39首诗词的集子（1976年1月版），那只不过是在“六三年版”的基础上增补两首刚刚发表过的词而已，毛泽东既未重新对以前发表过的诗词加以校订，也未通过出版集子发表新的作品。 毛泽东对编辑出版“六三年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他不仅自己认真挑选篇目，仔细校订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而且走群众路线，请一些同志帮助推敲。在正式出版之前的一段时间，先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发给少数同志，一个多月后又亲自开列一份有20余人的名单，请一些中央负责同志、文艺方面的领导人、著名诗人座谈（委托别的同志主持座谈会），让他们对拟编入集子的作品提出意见。参加座谈的同志，对拟编入集子的作品进行了讨论，有三篇作品，大家建议可暂不收入，毛泽东同意了。有的同志对毛泽东打算收入诗词集的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据臧克家回忆：“我事先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商讨过，会后托田家英同志带转。《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到手之后，我兴奋地即时拜读一遍，其中13处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调换”。毛泽东对诗词集的装帧设计也很重视。据说，当时设计了几十个封面，毛泽东喜欢梅花的那一种。 “六三年版”的发行数量大，风行时间长。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印刷的平装本就达50万册。发行不久即大量加印。1966年5月第6次印刷，累计印数已达400万册。十年动乱期间，“六三年版”又以各种开本、装别大量印行。当时各个造反组织自行印发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解说本，绝大多数都是以“六三年版”所收诗词为底本的。1976年1月出版的《毛主席在诗词》三十九首本，只是在“六三年版”基础上增补了两首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9月的《毛泽东诗词选》问世。“六三年版”是迄今为止毛泽东的若干诗词集子中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一个版本，它在毛泽东诗词传播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对于“六三年版”向海外、国外的准确传播非常关切。在这个集子出版发行不久，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要按照这个版本出版英译本，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于1964年1月27日就作品中一些理解上有分歧的词句，一一作了口头答复。这些答复，经纪录整理多达30多条。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六三年版”确实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重要版本。 毛泽东对二十七首诗词的校订 “六三年版”的《出版说明》写到： 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 毛泽东对27首诗词究竟是怎样校订的呢？“六三年版”刚发行不久，《解放军报》、《羊城晚报》等报刊曾刊载文章介绍过校订情况。现在看来，当时的介绍过于简单。笔者曾将“六三年版”同《诗刊》创刊号上的《旧体诗词十八首》、《诗刊》1958年1月号上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刊载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的《词六首》（以上报刊的毛诗统一简称为“原发表稿”），一一进行对照，发现作者所作的校订十分复杂、细致。 （一）为每首诗词署明了写作日期。 以往发表的27首诗词，都没有署明写作日期。读者除了能够从《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背景资料中得知其写作年月外，对其它20余首均不能确切地了解写作年月。而写作日期常常是领会诗意的重要依据。“六三年版”署明了作品的写作日期，这大大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的理解。 由于明确了写作日期，因而对《诗刊》创刊号上18首诗词的排列次序作了一些调整。 （二）补上了一些词的题目，改动了少数原有的题目。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原发表稿，只有词牌名，没有题目，“六三年版”加上了“和柳亚子先生”的题名。 《词六首》原发表稿，各词只有词牌名而没有题目，“六三年版”在这几首词的词牌名下补上了题目。 补上题目，使得词的原意更加清晰了。 《十六字令三首》收入“六三年版”时，在第二首、第三首的前面补了“其二”、“其三”的字样，从而明确地分出了三首。（人民日报1957年1月29日在转载《十六字令三首》时，就曾将三首误为一首计算。） “六三年版”所收37首诗词，只有《十六字令三首》没有另标题目。 （三）对部分诗词的正文或附注作了文字订正。 文字订正涉及8首诗词，这里对《菩萨蛮·黄鹤楼》的文字校订作一点背景介绍。1957年春天，当时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读书的黄任轲，见到报纸上刊登的毛泽东《黄鹤楼》词中“把酒酎滔滔”一句，感到非常奇怪：“酎”（Zhou音纣）作醇酒解，心潮怎么会在醇酒的海洋里一浪高过一浪呢？他联想起宋代诗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Lei音泪，意为祭奠）江月”一句，此句叙述诗人把酒浇在长江里，祭奠千古风流人物。他经过一些考证后，断定“酎”一定是“酹”的笔误，于是写了一封“北京，毛主席收”的普通信件，讲明了他对“酎”、“酹”的看法。过了不久，他收到一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5月23日的信，内中说：“黄任轲同学：你的来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说你提的意见是对的，嘱我们代复。此复，并致敬礼”。以后，1962年臧克家、周振甫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出增订本时，这个字已改。“六三年版”改了这个字。1996年《咬文嚼字》第1期发表了黄任轲对此事的回忆文章。可见，毛泽东的校订工作得到过广大群众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