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8X(2002)01-0077-07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和人类历史上所留下的深刻痕迹和长远影响决定了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将是长久被反复研究的对象。在既往的研究中，对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民族观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限的研究成果亦存在如下不足：或对它产生的时代特点习惯于以一般近现代史的历史阶级背景的叙述取代对这个背景与毛泽东民族观之间关系的论述；或对其思想来源的探究较多地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的影响，而对其历史文化渊源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民族思想的影响研究不够；或对其内涵的研究仅限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阐述，而忽略了其中对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关系以及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论阐述，忽视了毛泽东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理论阐述与其民族观的内在联系，因而使得毛泽东民族观的系统研究不够完满，不利于完整地、系统地、科学地掌握毛泽东的民族观。 民族观是不同民族由于相互接触并彼此了解，在比较中产生的对我族与他族的自辩，它包含人们对民族现象的根本认识和基本观点，包括对“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的认识、对民族过程的理解和预设，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等等，当前，由于国内国际民族因素所显现和潜在的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影响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成为现代决策的重要内容，因此民族政策的决策水平具有全局性意义和深远影响。而民族政策水平又决定于民族理论水平并最终决定于民族观的科学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民族观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对这一科学民族观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既有宝贵的思想方法意义，又有很强的实践针对性。本文拟对毛泽东民族观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作初步研究。 一、毛泽东民族观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民族观与其一生对中华民族出路的探索密不可分。近代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一个是中华民族的富强和现代化。毛泽东民族观因而在内涵上包括了“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外，主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取得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对内，提出了一系列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价值目标又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的观点，包括“中华民族”观、“民族和革命”观、“民族统一”观、“民族自治”观，等等。无论对外、对内，毛泽东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些，形成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的鲜明特色。 （一）毛泽东对外民族思想的主要观点 “民族独立”是毛泽东民族观的出发点，也是他走上政治舞台的推动力。列强的入侵使毛泽东很早就萌发了“反帝爱国”意识，对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极为关切。他曾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表示了对日本侵华的深深忧虑：“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1]。对列强的侵略，他作了多方面的揭露，尤其分析、强调了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问题，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而且利用外资“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主要是民族压迫，因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2]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他提出：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再次表明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的思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3]珍视和捍卫中华民族的主权和独立是毛泽东终身不懈的追求，在涉及国家主权和独立问题上，他一生从未向任何强权、强国、强族低过头。 应当指出，毛泽东的民族独立思想并不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他在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与主权过程中形成的对外民族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放眼世界革命的博大胸怀和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精神境界。他主张“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4]反对强族、大族对弱族、小族的民族压迫和掠夺，为谋求中华民族和其他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际平等地位不遗余力。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毛泽东即已对国际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都是很要紧的。”[5]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既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把支持亚、非、拉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视为中华民族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并使之成为二十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着眼点。这一点就连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的抱负和目标毫无疑问是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