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43(2002)01-0014-06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情理论虽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不同，但二者关于中国国情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判断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然而，他们据此得出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结论却有很大的不同。 一、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国情的分析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相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便自然成为首要课题。此时中国的国情具有什么特点呢？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基本的分析：“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品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1]“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骄傲。”[1]由此又总结到：“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是客观的、正确的。但是，针对这样的国情状况和中国近代历史的落后现状，他并不气馁和悲观，而是充满信心的讲到：“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从这样的国情分析和判断出发，毛泽东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酝酿、形成并实施了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三个五年计划，共计18年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但是这个目标在以后的实践中却以极快的速度，仅用了几年时间就仓促完成了。1958年3月9日—26日，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从1958年春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经济建设速度上，提出了“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2](P331)随后又提出了“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要求。与此同时，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呈现急剧发展的局面，人民公社规模越来越大，公社所有制形成也迅速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毛泽东称之为“一曰大，二曰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人多地多，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同时，由于人民公社实现了工农商学兵的结合，超出了单一的经济组织的范畴，而成为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统一体，乡一级的政权当然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必须同公社合而为一。”“因此，人民公社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它将象从前许多卓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多次预料过的一样，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2](P331)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就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当时，有的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的提出各种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案。然而，这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实现原来想象的“共产主义”，却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致使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和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副食品供应短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也日趋紧张，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极度的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这种空想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三年严重的经济倒退和困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第一次巨大的挫折，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清醒了一些，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反映在发展阶段问题上，初步认识到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使用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长期性也有了进一步认识。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沿着这个正确思路向前发展，而是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路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引向歧途。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国情的分析以及为此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十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为拨乱反正、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阶段准备了条件，针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建设问题上再次出现的急于求成倾向，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就指出，人口多，底子簿，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个现实情况应该是中国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邓小平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3]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他又具体分析了中国底子薄以及人口多、耕地少，80%的人口在农村的情况。针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分析和判断，中共十三大的报告根据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加以提炼和概括，指出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社会主义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经济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未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还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从这样的国情状况和基本特征出发，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落后和不足，“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我国的的经济发展规划“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靠脑子里面的幻想来制定政策，制定发展的规模，那船是要沉的。”[5]根据邓小平的设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