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2)01-0089-03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造就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中国诞生出这样的历史人物，从客观因素分析，至少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历史条件：一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状况，二是国际上产生了新的文化模式，三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本文仅就第三个客观因素，分析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而从历史的一个侧面，即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毛泽东一生中成功与失误的原因。 一、否定与超越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中国人。他最初受到的文化启蒙来自乡村私塾。从8岁至13岁，在塾师的教育与要求下，他课读了中国文化中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这成为他启蒙时期的文化基础。他在青少年时期，对中国规范性的典籍文化和不规范的民间文化，都有比较广泛的涉猎与吸收。在传统文化方面，他有很高的修养。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年轻时的毛泽东曾是孔子的崇拜者。后来虽然有过三次新的思想追求（对康梁新学、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社会改良主义），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仍居主导地位。在长沙读书时，他把孔子当圣人看待。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在知识界已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之时，“毛泽东还在殷切期待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教世救民”[1](P23)。 五四运动的狂飚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在新文化运动启蒙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他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参加了反孔斗争，发表了不少反孔文章，其主要目的在于打破儒家独霸中国思想界的格局，促进思想自由，推动思想解放。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自鸦片战争之后就不断地发生与推进。这一时期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动摇，开始进行文化反思。首先是器物层面，进而是制度层面，最终进入精神层面。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发生了先进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到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四种主要的思想模式：一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二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三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当时，“否定传统，仿效外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随后不久，他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历史前提就是，毛泽东否定和超越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传统文化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而宣告过时。中国必须选择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做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他的思路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也就是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毛泽东不否定旧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选择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可见，否定是选择的历史前提。 同时，毛泽东的这一选择具有历史的超越性。中国传统文化已是一种陈旧落后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形态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是比中国文化处于更高阶段的文化形态。毛泽东在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历史现实之后，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在时代性上高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目的是使中国迅速地由低文化时代走向高文化时代，追赶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这种超越式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成为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障碍。相反，中国固有文化构成了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为他提供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方法论、认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走向成功的开端。他在否定传统的前提下，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第一重渊源关系，也是他在革命生涯中取得成功的第一层文化原因。 二、改造与继承 毛泽东在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地位之后，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家文化成为他的思想权威。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抛弃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他大力提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及其他传统文化均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加以革命的改造，赋予传统以全新的含义。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方针、总态度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认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P533、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