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94X(2002)01-0037-05 毛泽东十分重视研究中国文化以及比较中西文化，并因之逐步形成了中西文化选择的价值导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和中西文化比较观，最终凝聚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颖认识。 （一） 对于文化学专家来说，其所谓文化观，也就是关于“什么是文化”的系统的理论说明。文化观是评价某种文化的前提。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外延大小的确定与内在价值高低的评判，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观之上。特定的文化观又是以特定的文化定义来表达的。对于非文化学专家来说，其特定的文化观则表现为对某种文化定义的遵循。毛泽东既要研究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作出价值评估，就不可能不遵循一定的文化观。问题是，他所遵循的文化观，究竟属于“大文化”范畴呢还是“小文化”范畴。因为毛泽东毕竟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说明，我们只有从他的有关论述中去把握。为了这一把握的准确性，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地考察他一生各个时期的论述。 在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该书曾于1960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云：“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界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这里提到的“近人”系指梁启超。毛泽东引梁语虽旨在阐明锻炼身体与学习文化知识的关系，但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不难了解到，所谓“文明其精神”，既要讲“破”，即“汰去陈旧之观念”；又要讲“立”，提倡“新观念”，就是通过破除旧观念而在精神上树立全新的观念。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对其师杨昌济用作教科书的《伦理学原理》（德国人泡尔生著，蔡元培译）一书加了一万一千余字的批语。其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这句批语是对泡尔生下列观念的首肯：“全世界文明世界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彼其完成本质发展生活之动作模型，既已发现，则自能利其故见，动其新思，而终实现于动作。”这里姑且不论毛泽东的概括是否贴合泡尔生的原义，我们只想指出：从这句批语中，已足以明了当时毛泽东将一部人类文明史视为观念变化的发展史。“文明”是否即“文化”，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凡是文化的必是文明的，反之亦然。既然毛泽东将人类文明史视为人们观念的产物，那么他当时视文化为观念所造就不成疑义。其实，当时的毛泽东，极端推崇主观精神力量，不仅视一切文化形态为观念所造，甚至把全部人类生活归结为人的观念活动，他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1](P168)这是因为他当时在哲学上遵循的是主观与客观混同的思想路线，所谓“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我即宇宙”；他又说：“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1](P116) 1920年8月24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化书社缘起》，一变以前侧重讲“新观念”而正式讲“新文化”；“……尤其是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这里所讲的“文化”，都是指观念形态的文化而言的。所谓“没有新文化”，就是指没有新观念、新知识、新道理、新风俗；所谓“闹新文化”，也就是改革旧观念、旧风俗，提倡新观念、新风俗。他特别强调：“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1](P116)这一环紧扣一环的逻辑推论，每个层次都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所谓“新思想”，正如他所说：“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1](P639)，是相对封建旧思想而言的，指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P292)；所谓的“新研究”，也就是各种主义的研究。在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列举了健学会会员的研究范围为：“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化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问题”。1919年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则说得更具体：“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宗教上之主义；（五）文学上之主义；（六）美术上之主义；（七）政治上之主义；（八）经济上之主义；（九）法律上之主义；（十）科学上之规律。”1921年1月2日，毛泽东在同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怎样研究学术问题时，又强调：“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2]所谓“新材料”，这一点他说得很清楚：“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文明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1](P499)《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书在引证毛泽东这段论述时，将其中的“新材料”作了不妥当的解释：“什么是新材料，显然易见，它就是新文艺新文化必须依靠和反映的新对象，就是平民大众不同于士大夫、文化人的真实的生活处境、现实的理解水平、切实的愿望理想”。[3](PP109-110)这种“显然易见”，其实只能解释为对毛泽东的原文“视而不见”，而又加以主观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