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2-0049-05 毛泽东的党风和廉政建设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内容十分丰富，并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1)着重从思想意识方面剖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2)主要表现为正确的原则性结论和要求；(3)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首要措施，因而带有浓郁的道德劝戒色彩；(4)发动群众运动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另一个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1]。毛泽东的党风和廉政建设思想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突出特点，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自身的哲学依据，又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一、哲学依据——高度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在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中，毕生穷追不舍的哲学问题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他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中心。 主观和客观相统一，就是主观要符合客观。毛泽东始终认为，人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因此，能否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能否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能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1953年春，他在一次谈话中感慨万千、意味深长地说：1942年全党整风时，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则，这就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2]。他不但自己孜孜以求，而且反复要求全党努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3](P296)。这里的核心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怎样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以及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3](P296)主观和客观是对立统一的。客观独立于主观之外，是第一性的；主观依附于客观，是第二性的。在这一层意义上，两者是对立的。然而，客观可以被主观反映，主观可以反作用于客观。在这一层意义上，两者之间又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实践的基础上又统一了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同一客观对象，不同的人，或者主观状态处于不同情况的同一人，会有不同的反映。改造者的主观状态不同，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和结果也迥然有别。这是毛泽东反复阐述过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在分析指导战争的问题时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4](P487)可见，要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避免两者的分裂，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从改造主观世界入手，即通过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正确地反映和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 而改造主观世界有很多方面的内容，在毛泽东看来，最根本的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思维方法，克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思维方法，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去克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因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是主观主义，它是实现主客观相统一的大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又往往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多次说过，不打倒主观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抬头，革命和建设就不能成功。“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4](P477)。也就是说，有思想并在思想支配下行动是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因此，只要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备了“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5](P99)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觉悟，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6](P660)，在实践中就会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能动性，就能在公与私、己与他、义与利发生矛盾时，自觉地克己奉公、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从而保证党的廉洁。 如果我们能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去审视毛泽东的廉政观，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侧重于从主观的思想意识方面去探寻党内错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根源，认为主要是主观主义造成的，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而很少从客观的制度弊端方面去探寻根源；理解他为什么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措施，认为党员、干部只要提高了思想道德觉悟，做到了自觉自律，就能保证党的廉洁；理解他为什么把群众运动作为重要手段，而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及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历史基础——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培养发挥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自律意识，之所以侧重于运用思想道德教育及非规范化的（因时、因地、因势、因情而异）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他的廉政观之所以大多表现为正确的原则性的结论和要求，并大多用灵活洒脱、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决定的。 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错综复杂，革命的敌人在客观上十分强大，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又呈现出随机性的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分化和组合。这就要求革命的主体特别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共产党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