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从中国传统哲学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是在这个转变中，是否存在一个以接受西方哲学思想为主的过渡阶段？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如下。 毛泽东自己对当年思想历程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他在197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显然，这里说的读孔夫子的书，是学习和接受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读资本主义的书，主要是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然后才是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50年，毛泽东在同周世钊的谈话中讲到当年读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他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1]这说明，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个用学到的西方哲学思想批判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阶段。毛泽东当时读了不少西方哲学方面的书，作了不少批语和笔记，但只留下了《伦理学原理》这本原始记录。其中，大量的批语联系中国历史以及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乃至五四前夜的国事与思潮，展开分析、批判，或赞成、或怀疑、或否定、或借题发挥，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当年的思想历程。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了列宁关于“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他还认为，不仅应该读唯物主义的书，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他说：“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毛泽东学习和接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个阶段大约从1909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开始，这正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学习和接受西方哲学思想，主要通过这样几个渠道：一是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家创办的刊物。191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该报发表的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以及对达尔文进化论和边沁等人思想的介绍，对毛泽东产生了最初的影响。二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大量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对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等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他都广泛涉猎，尤其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其影响更大。三是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向老师及其所讲授的课程中学习。特别是杨昌济先生，精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到日、英、德留学多年，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就是他给学生讲授伦理学时采用的教材。四是《新青年》杂志的影响。《新青年》一创刊就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以前所未有之规模引入中国社会，毛泽东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五是从胡适、林威、蔡元培等人的演讲和著作中学习。毛泽东在《新青年》等杂志上读过胡适的文章，听过他的哲学讲演，在北平期间还向胡适当面请教过实验主义哲学。1919年下半年，杜威在北京大学讲学，其讲演稿在各种刊物上刊登，毛泽东都认真加以研究，还把杜威推崇詹姆士、柏格森、罗素的哲学讲演稿——《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作为自己学习哲学的入门书籍。蔡元培以德国哲学家厉希脱尔的《哲学导言》为主，兼采泡尔生、孔德的《哲学入门》而编写的《哲学大纲》，毛泽东曾在杨昌济先生指导下认真阅读过。通过以上渠道，毛泽东对西方许多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及其思想都有了解，并接受过这些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就说明，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确有一个以接受西方哲学思想为主的过渡阶段。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这种转变过程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转变过程中各种思想的相互交融与渗透。毛泽东虽然在1909年到1918年期间是以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为主，但这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读过郑观应鼓吹西方思想文化的《盛世危言》，正是这本书所展示的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使他感到学习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从而激起他恢复学业、进一步学习新知识的愿望。在湖南一师期间，他在广泛阅读西方思想文化经典的同时，也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经籍，学习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直到1920年3月，他还认为“应先研究吾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2]。而在接触马列主义之后，他也仍然继续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 二是思想来源上的综合性。毛泽东当时所接触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些是西方哲学家原著，但更多的是经过中国人选择、综合过的，糅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内容，加上了一些个人的理解。这些哲学思想也不限于某些著名哲学家，还包括一般的哲学流派的观点，可以说是汇集了百家之言。 三是学习态度上的开放性、辩证性。青年毛泽东怀有强烈的救国热情和求知欲望，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流派，他都广泛涉猎、博采众长，同时又绝不盲从、不片面、不绝对化。特别是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更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学习态度上的开放性、辩证性。他说：“吾意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3]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既用西方哲学思想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分析批判西方思想文化。可见其恩师杨昌济“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扬光大之”，“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4]的一贯思想，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刻。 四是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青年毛泽东学习和研究学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密切联系当时的国事和思潮进行思考，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注意“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力求掌握宇宙之真理”[5]，从哲学世界观上寻找答案。这些特点使青年毛泽东能不囿于一家之言、一孔之见，从整个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成果中吸取养分。这也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愈经历史考验而愈显示其光辉的历史渊源。 毛泽东在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曾用西方哲学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后来又用马列主义分析批判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熔铸在自己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中。这体现在许多方面，现仅举几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