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02)01-0008-05 江泽民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00.6.6.《人民日报》。）这里明确指出毛泽东是坚持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20世纪中国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理论成果。党的8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也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刻理解和贯彻江泽民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创新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情况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又有许多不同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要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20世纪前半世纪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是特殊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面临的是新的情况，是新的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毛泽东为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反复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1941年，毛泽东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注：《毛泽东文集》[M]，第2卷，第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并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毛泽东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倒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注：《毛泽东文集》[M]，第2卷，第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这里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就要有创新精神。 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以这样说，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并从实际出发来应用马列主义。在实践中，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使之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以中国自己独创性的理论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为此，毛泽东强调应“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地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文集》[M]，第2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20世纪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中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生吞活剥地谈外国，是创新的对立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唯上、唯书，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敢不敢同教条主义斗争，能不能进行创新，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作风“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新局面的指导路线”，它的结果只能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4、11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说：“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经过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更加明显。毛泽东明确地区别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批评了教条主义的‘本本主义’。党的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急剧变动时代必然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探索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有关的。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以及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总是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新的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