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2)01-0013-04 政治秩序是政治发展的关键，是政治稳定的保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中，有着迥然相异的体现。毛泽东的主张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以乱致治”之治乱观，认为“文化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而邓小平则主张“稳定压倒一切”，“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P213)这就把政治稳定强调到很高的程度。 为什么毛泽东与邓小平对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关注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们深入理解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才算真正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政治权威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但邓小平更多地强调政治秩序，强调政治权威运行和使用的制度化、程序化。邓小平再三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主导现代化过程的政治权威不致流失，但邓小平与毛泽东明显不同的是，邓小平强调的政治权威不是以人格威望来保证，而是以建立政治秩序来保证，以理性的政治秩序来确保政治发展的稳定。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领导体制、干部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的学者对新中国50年来的政治发展概括为：健全体制、调整权力、拓展参与、建设文化、开放政治等五方面[2]。也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六个方面：健全体制、改革体制、调整权力、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拓展参与。但依笔看来，这几方面说的都是政治秩序的建立，而且还是在邓小平主政以后才真正开始的。换言之，真正的政治制度化进程是在邓小平主政以后。正如费正清指出的，邓小平带来了中国在治国方式上的重大变化，“从依照伦理的统治改为依照法律的统治”，在他们看来，邓小平的改革使得“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政治制度化和法律稳定化的方向发展”[3](P265)。 2 从理论上说，在毛泽东的时代，政治稳定更容易获得；而在邓小平的时代，政治稳定则较难以获得。或许这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强调稳定的原因之一。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还基本上是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单一，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大致相同，在社会集体意识上，社会同质性高，社会整合程度高，群众如果不是被“运动”起来，只会是安分守己的。而在邓小平的时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传统的政治秩序、规范受到冲击，但它仍有巨大的运行惯性，对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新的政治秩序和规范又尚未完善，新旧夹杂。在二者重叠的地方，互相冲突；在二者都未作用到的地方，又留下秩序真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人们利益群体的分化，依照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社会地位，形成了多种标准的秩序、规范，使人们一时难以适应、顺从，社会政治生活几近于失范。但是在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不断，政治生活很不稳定。社会动荡频繁而剧烈，知识分子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每次运动都难逃劫运。而邓小平时代则社会基本上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没有出现全局性大混乱。 在毛泽东时代，因为现代化需要上层政治权威的强制推动，没有社会下层主动的、自觉的要求，因而没有广泛的参与；没有利益阶层分化的基础，因而制度化程度低。也就是说，对政治权威没有相应的制约。往往是政治权威采取主动，下层民众处于被动地位，需要政治权威的动员。而百年来的历史使国人看到，中国在列强面前显得积贫积弱，非常落后，因此现代化的要求极为迫切，甚至是急不可耐了，要多、快、好、省。为此，进行了广泛、深入、高度的社会动员。但与之同时，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很低，更多的只是火热的革命激情、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在没有理性的政治秩序保证的情况下，社会动员的程度越高，则动用的政治资源越多，所形成的破坏力就越大。换言之，政治不稳定造成的损失越大。欲速则不达，这反倒延宕了现代化的进程。 对于政治发展来说，若无政治秩序的保证和规范，一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政治参与因缺乏秩序的保障和规约，便会对政治权威形成威胁，使政治控制发生困难，势必带来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又导致了政治权威只得抑制民众参与，只得加大控制力度，扼制政治民主化进程。所以毛泽东时代始终在动员与扼制参与、大民主和不民主的两头兜圈子。动员过度，天下大乱，并未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制约了政治现代化发展。从表面上看，全党全国紧密团结在毛泽东主席周围，实质上加大了社会政治潜在冲突的力量，加重了不稳定的危险性。邓小平后来评述说，“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1](P252)“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1](P360)。这种表面上的稳定是建立在领导人的人格威望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秩序的规范上。一旦领导人的威望消失，或一旦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世，动荡就不可避免。 3 或许有人要质疑：在毛泽东的时代，如果没有运作有效的社会秩序，又如何管理庞大的国家呢？笔者认为，毛泽东重视的秩序，并非一种长期有效的以法律制度形式固化下来的秩序。虽然人们希望将长期有效的秩序和规则固化下来，并形成了宪法，但在“文革”中，竟连国家主席都保不住，这说明制度化的政治秩序并未真正形成。毛泽东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与制度化的宪法和法律相比，政策和策略是由上层权威依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因而是多变的，超越了一般民众把握和预测的能力。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一切对未来的预期，必须建立在对过去发生事情的确认和把握上。根据制度化的秩序，普通民众可以建立起对未来比较恒定的预期，这给人们带来一种秩序感和稳定感。比较宪法和法律而言，毛泽东更重视政策和策略。这导致了主导政治生活的政治秩序之多变。“秩序”频繁多变，使人感到动荡不安。即使政策和策略也使社会呈现有序的运行，但这种“秩序”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无法有效调动个体持久的积极性，因而这种“秩序”也缺乏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作出有效反应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