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睦富 咸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党委宣传部,湖北 咸宁 437005

原文出处:
咸宁师专学报

内容提要:

在中国共产党80年历程中,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勇于实践,科学认知国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当我们伫立于新世纪,回望与反思20世纪中国激荡的百年史和中国共产党80年的光辉历程时,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如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一样,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使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正是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的承前启后的艰辛开拓和卓越贡献,使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愈为坚定、铿锵惊世。

      笔者不揣浅陋,围绕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及形成的理论作基本的历史考察,就在于中国国情始终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出发点,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结合点。谨以此文追缅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者与开拓者。

      一

      历史地看,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只有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第2卷,P663)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也是最先明确提出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人。”在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长期反复的更替中,毛泽东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论,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与许多民主主义者一样,试图认识中国社会,曾提出“教育救国”等方案。在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中,他提出建立一个“湖南共和国”的设想,希望探求一个治理湖南和中国的理想模式,憧憬创设一种崭新的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在学习研究中西文化时,他认为必须结合国情,“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2](《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强调研究问题要“注理有关现代人生者,”[2](《问题研究会章程》)在痛苦的求索中,他深切地感到“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有志于此”,[2](《1952年8月5日给湘生的信》)探索建立“湖南共和国”历史的结局,有力地促进了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1920年前后,中国杜会的政治思想正处于异常激烈的变异、动荡、融合与分化之中,马克思主义虽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重视和接受,但因历史、文化和社会诸多因素,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人们观念上的这种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根本转变,必然是一种艰苦而曲折的过程。“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5]毛泽东实现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同样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任职期间,毛泽东突出地调查了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厂矿,了解我国城镇各阶级的状况和工人阶级斗争情况。继之,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任职时,通过组织工作和国共合作工作,了解了国民党阵营的左、中、右派情况。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侧重做农运工作,突出地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农运,深入了解、调查我国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农民反抗土豪劣绅情况。正是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才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的产生,在这些论著中,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阶级结构状况,农民问题也成为毛泽东关注并研究的重要问题。就理论而言,此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及其国情观尚处在萌芽阶段,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即特殊国情,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当时以托洛茨基、拉狄克为首的少数派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只是残余;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封建势力是中国反动势力中的基本力量,因而,中国面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场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尤其是1927年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后,更开始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中国革命的道路如何走?这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摆在中共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毫无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探索。恰在此时,各种政治势力竟相登台,就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各陈其政治诉求。以陈独秀为首的托陈取消派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现在只能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等待将来从事“反资本的社会革命”。[4]以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派”则提出,中国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也无什么帝国主义,不存在反帝反封建阶经,而对帝国主义只能妥协。曾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也参与此次论战。从托陈取消派到胡适派,立论虽未尽一致,但都否认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均反对中共的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对各种错误论调进行了坚决批驳。李达、吕振羽等共产党人和社会科学家纷纷著文,论述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通过论战,“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完整指明中国社会性质的确定概念,迅速广为传播并为人们接受。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