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化风格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淑文(1962—),女,南京晓庄学院,法政系副教授。 南京晓庄学院 法政系,江苏南京 210017

原文出处: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毛泽东思想中强烈的变革意识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突破,又对当代中国文化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中鲜明的民族特色,引领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新文化风格。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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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1)02-0006-04

      文化的概念是极其庞大、复杂、众说纷纭的。最一般地说,人们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物质财富即物质文化,精神财富即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的总和,即观念形态上的东西。它是一个包括哲学、宗教、科技思想、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习俗等等在内的有机整体。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和普世性。文化是一种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

      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不仅以资本主义而且又以共产主义风行中国。最终,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指导思想。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文化的风格必然要重新构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出来的特色文化风格,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毛泽东思想中强烈的变革意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突破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与提高离不开同外部文化的交流,文化的生命力之一来自于开放教育并勇于接纳外来文化,否则自身的文化会萎缩。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既是光辉的载体,又是沉重的负担。几千年来因袭的传统理教、封闭思维的文化格局,使中国社会愈加积弱,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越拉越远。儒家思想建立和发展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上,是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服务的,这种农业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因而五四前后就有一大批激进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严厉地抨击儒家学说。李大钊曾指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1](P.264)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伦理型文化造成了中国人封闭的思维方式,这种缺乏创造性的思维定势束缚了一代代民族精神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她作为开放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具有客观真理性,也即真理的绝对性,因而也就具有继承性。内容浩瀚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批判的,她不同于以往哲学家之处是不仅诠释了世界,而且重点在于教人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社会主义经过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终于在马恩时代从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改变现状的革命理念满足了想有所作为的中国先进分子的躁动心理。中国社会漫长的封建制度使得中国人满足需要的条件远不如西方,落后的生产和严酷的专制使得人们身心倍受煎熬,许多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安贫乐道”的传统惰性人格。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如果有一种学说能为广大人民指出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和人生应当追求的理想境界,能让人们在悲苦的生存中找到希望,那么非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莫属。

      “五四”前后的毛泽东把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等,他从马列主义中去寻找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面对中国社会黑暗的政治、落后的经济、复杂的阶级关系这一现实,他摄取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的精髓“阶级斗争”,找到了启动中国历史沉重车轮的杠杆。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毛泽东就致力于无产阶级斗争哲学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斗争规律问题的理论概括。正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彻底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一步步唤醒了东方沉睡的文化意识,他曾指出:“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2](P.511-P512)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国共两党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坚持了以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表面上看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军事较量,实际上是两种主义、两种文化观本质的凸现。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兵权,而为最广大的人民争兵权,争自由,这一意识成为战胜国民党的法宝之一。正如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谈的“人民的自由”:“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3](P.970-971)这些认识被毛泽东高度概括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思想体系,她既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君臣等级观,又表达了注重民众的历史进步观,是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盛开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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