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1)05-0013-04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读无字之书”、“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精辟观点和“开座谈会”、“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等调查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思想。任何一种科学的思想和理论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既有理论的渊源，又是实践的产物，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联。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基础，也是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论述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调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论述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调查研究论述的直接继承，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作为理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社会调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创建新的社会制度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2]。“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述和发挥”[3]。 革命理论的创造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的调查，对以往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批判继承人类全部的思想成果，终于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 列宁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他的一生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列宁对重大问题的调查，一般经过长时间的辛勤搜集和积累资料，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基础上写成的。尤其是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就有摘录、札记、提纲、评论以及各种各样的统计表格，共有800多页，60多万字。列宁不仅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且研究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以及帝国主义各国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列宁摘录这些材料，来自145本书和49种期刊上的232篇文章。列宁正是通过大量的搜集资料，掌握了有关帝国主义的大量情况，为他撰写重要的理论著作《帝国主义论》作了充分准备，可以这样说，《帝国主义论》这一鸿文巨著的完成，正是列宁长期调查的结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直接渊源。毛泽东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调查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他的调查研究思想。 二、实践基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 只要考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除了直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调查研究理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践基础，这就是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密切结合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 由于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社会性质和西欧各国明显不同，革命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从而使革命的对象、动力，革命的敌、我、友，有着和西欧各国不同的情况。中国革命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借鉴现成国外的经验。即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证了，也不会同欧洲的情况完全一样。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认清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就需要进行调查研究。“中国革命也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把调查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实际问题密切结合起来，这就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风格。 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一整套的方针政策的形成都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俄国的经验是“城市中心”，这是共产国际一直坚持又为“左”倾冒险主义者长期奉行的观点。尤其是王明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唯上”、“唯书”，完全离开中国国情，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认为中国的国情，与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有许多不同，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应该是“首先领导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中国由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主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正是在了解中国国情基础上，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而且在理论上作了说明，为中国革命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正如王首道所说：毛泽东“所以能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的英明论断，是同他对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阶级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分不开的，正因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时间、地点和条件上都不相同，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