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如何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是非常敏感而又关键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不仅都对这一问题做过十分有益的探索，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尤其是邓小平根据时代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认真比较、研究他们的资本主义观之异同，对于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共同点和历史继承性 1.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应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从中国经济落后这一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为此，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中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要发展中国的落后经济，必须利用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如果没有广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P325)基于对资本主义二重性的认识，建国初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和利用的政策。一方面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节制资本”，尽量避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反复强调“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对私人资本限制的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观点。”[2](P1432)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资本主义采取了一分为二政策，使我们党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了经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 1956年，为避免苏联体制的弊端，毛泽东带领全党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过探索，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期，让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有好处，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营、合营企业的不足，丰富市场需求，方便人民生活；又可以作为国营经济的对立面，通过适当竞争，刺激国营经济发展，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在国家经济体制中引进一定的竞争机制，对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促进和推动。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只是昙花一现，被以后的政治运动所打断，但其闪光点无疑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契机。 邓小平接续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继承了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这一国情出发，提出了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资金、先进技术，借鉴其管理经验，以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只有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3](P149)“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3](P65)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对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越来越深刻，而且越来越着眼于实效。1979年党提出：“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1年在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使全党达成共识，党在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则突破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实行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个文件很好，它标志着我国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经过充分讨论，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模式载入报告当中。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邓小平多次提出“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这个路子是对的。”[3](P148)邓小平的谈话和十三大报告使我们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使我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我们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P372)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至此党对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优秀成果来发展我国经济这一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坚持和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将此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之一。由排斥资本主义到计划经济为主多种经济补充再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标志着我们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进步。在这一认识转变的过程中，邓小平继承前人，突破陈规，所做的超越性的贡献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