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1999年5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М．Л．季塔连柯教授来中央党史研究室访问，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中国的文明与改革》，其中有一篇文章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读了几遍，觉得作者对邓小平理论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些新鲜的和有见地的观点。文章论述了8个问题，篇幅较长，这里仅选译其中第1、第2和第6个问题，供研究者参考（本文题目为译者所加）。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是什么？ 邓小平的思想和政治方针，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思想和政治方针，是他为寻求克服不久以前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落后状态的途径和方法而进行长时间的和痛苦的探索的结果。中国没有忘记自己曾有过的强盛时期，并且为自己具有最古老的高度文明而感到自豪。重新振兴强大的中国，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的发达的经济，具有符合目前要求的政治制度，具有现代的农业、文化、科学、教育和国防的国家，这就是中国最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们，即从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孙中山和蒋介石，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目前的第三代领导人，过去和现在所确定的目标和最高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了国民党，在取得这场胜利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他们的支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口号成了中国领导人全部活动的座右铭。50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尝试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考虑国家的民族特点。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将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还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遵循了中国汲取外国经验的传统，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并重新理解这些经验的内涵。 谈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论的起源，恰恰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正式以“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领导人提出“新民主主义”构想，一方面显示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忠诚，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不利用多种经济成分结构，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废墟上建设新民主主义大众文化，要克服国家落后和人民贫穷的状态，要建成与社会主义一样公正、和谐和生活幸福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大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不能试图“一下就达到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可以用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说，毛泽东有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作出80度大转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口号下急剧加快了国家现代化速度。1953年6月，毛泽东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构想，提出了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10到15年或多一点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时毛泽东不指名地猛烈抨击刘少奇、陈云和他的其他战友，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 然而，刘少奇及其拥护者遵循中共七大路线，在对工商界代表和财经方面工作人员的讲话中，一直告诫说有“过急的毛病”。在这里他们援引了毛泽东本人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他们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只是看做很遥远的前景，认为依然有必要“保护企业主的财产”，要在对劳资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相反，毛泽东则坚持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近期目标提出在工业发展水平上先赶超英国，然后赶超美国和苏联。 俄罗斯的中国历史学家，现在还没有研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5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有一定的理由认为：正是毛的这些思想和他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多次说苏联在社会主义阶段过于长时期踏步不前，促使赫鲁晓夫迈出匆忙的一步，通过苏共新纲领，规定在80年代以前加快建设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