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这一课程，也就是要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怎样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基本经验。通过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所集中体现的，我们党的创造性实践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学习和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也大有好处。为了学好这门课程，这里围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这个题目，概括地讲四个问题： 一、什么叫毛泽东思想？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注：怎么理解这个“结合”和“飞跃”？展开地讲，它是通过三个层次的“结合”实现的： 首先是，近百年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潮流同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进步潮流的结合。两个潮流结合和交汇的标志，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 接着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中，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个结合的标志，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最后，在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实践中，实现了马列主义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结合。这个结合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科学体系，是经过实践考验的客观真理，具有真理的长久指导性。 什么叫毛泽东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个定义性的论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发表以后，党的几次代表大会对这个定义的涵义又有一些新的补充，比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上述论断的第二句，改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1987年党的十三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突出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这些论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加以定义的。（注：对于一种学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下定义。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给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下了一个定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这是从政治学角度下的定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本质特征。又比如，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对列宁主义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是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国际性及其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来给列宁主义下定义。这也是一个政治学的定义。之所以这样下定义，同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有关。比如托洛茨基把列宁描绘成一个农夫的形象，将农民的素质和民族自发力看作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他在《论列宁》一书中说：“在这里，农民的素质通过无产阶级，通过我们的、而且也不止是我们的历史动力本身折射出来，——而列宁对这种折射曾作了完整的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是民族的自发力的先头体现。”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是对列宁的歪曲，季诺维也夫把俄国的落后性、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是“带有民族局限性的列宁主义定义”，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定义如何评价，我们不在这里探讨，但这个定义的针对性是很明确的，在相当长时期里是苏共和世界各国共产党都采用的定义。）我们之所以从认识论角度给毛泽东思想下定义，不仅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特点有关，而且同党史上在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和斗争有关。民主革命时期，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眼中，毛泽东只是一个狭隘的经验论者，没有什么理论，更谈不上有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因此，党中央强调，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理性认识，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有关，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一伟大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中形成的科学理论。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并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客观真理。因而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学习真理、坚持和发展真理。 二、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要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我们知道，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前，1977年4月10日在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后来，邓小平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这以后，全党就逐步形成了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观念。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邓小平在1975年同“四人帮”斗争时提出的：这是一个“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要提出这个问题呢？ 从《邓小平文选》来看，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提出和论述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1977年5月到1980年10月这一段时间，针对的是四方面的问题： 一是针对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两个凡是”的观点。1977年5月24日，他在对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已经说明这一点。1979年7月29日，他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这一重大问题的直接动因，是用“科学体系”论来反对“两个凡是”论。 二是针对长期来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歪曲造成的恶劣影响。邓小平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多次谈到60年代罗荣桓同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谈到“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歪曲和纂改，特别是谈到要注意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邓小平看来，出现“两个凡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这种“流毒和影响”的表现。 三是针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影响。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论述为什么要用“科学体系”论来反对“两个凡是”论的时候，已经指出对毛泽东的论述有两种情况是要注意的：一是要注意不能离开他所论述的问题、地点、时间和条件，随意套用；二是要注意“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同年9月19日在讨论如何对待毛泽东圈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其提出的“两个估计”这一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同时再次强调“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