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新闻的兴起 近些年，在新闻界出现了“炒”新闻的现象，即一篇稿件，你报用我的，我报用他的，他报又用你的，如此“来回不断地翻动”。 “炒”新闻究竟是“炒”些什么稿件呢？一类是炒某影星的隐私，某大腕大款的趣闻，以及能引起“轰动效应”的凶杀、暴力、抢劫等事件；另一类是“炒”以“五花八门的男欢女爱，生生不息的情仇恩怨”为内容的媚悦流俗“作品”，以迎合某些读者的“口味”。 “炒”新闻的兴起，并非空穴来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的新闻事业日益繁荣，到1993年底，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增加了1850多种，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近十倍，发行量达271.52亿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报纸在原改版的基础上纷纷扩大版面。从1991年《中国青年报》首创《星期刊》为发端，从中央级到省、市、地各级的报纸又增办周末版、星期刊、月末版、文摘版等。许多报纸为了扩大发行量，争取更大的读者群，争取更多的广告，争先恐后抓“热点”新闻，纷纷刊登有深度的报道，增强可读性，追求轰动效应。 在这种形势下，新闻界同其他文化界一样，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有些报社，真正用心办报或懂得办报的人并不很多。他们两眼紧盯经济效益，而不顾其他，不择手段地去抢耸人听闻的新闻，不考虑后果地争夺猎奇、猎趣和煽情的稿件。尤其是一些所谓的“热门”稿件，往往有数家乃至十几家报纸一起或先后刊用，为“炒”新闻者提供了温床。 再有，稿费虽然是从事新闻采写应得的报酬，但对社会上某些人又是“炒”新闻的一个诱饵。我国报纸的稿酬，从50年代至70年代（文革时期一些报社一度取消稿酬），长期维持在每千字10元左右。自80年代以来，一般报纸的稿酬涨到每千字为20元至40元之间。近年来个别报刊的稿酬居然定到每千字200元至500元。东北有家报纸征稿时公然宣布：对采写到国家高级领导人少年生活的稿件，一千字可付稿酬500元。如此高的稿酬，对“炒”新闻者也有着较大的诱惑力。 从“炒”新闻兴起的上述种种因素，使我们认识到，“炒”新闻绝非是新闻改革的产物，而是商品大潮中出现的一个“怪胎”。 “炒家”自白 现已发现不少“炒”新闻者，尤其是一些所谓的自由撰稿人，经常是“一把剪刀闹革命”。有个“自由撰稿人”写出刘晓庆当上款姐的一篇特写较有代表性。作者把此稿送到某报社编辑部，并请有关的编辑吃饭。这个“炒家”借着几分醉意，同编辑侃起刘晓庆一稿写作的过程：“刘晓庆，实不相瞒，我从来没见过她。”编辑马上追问：“可你的稿子里却写得活龙活现，还有不少现场的细节，说采访她时，她让秘书给你倒水点烟，你们一起还谈起四川老乡，家乡的菜怎么好吃……难道这些内容都是你编出来的？”这时，“炒家”吐出了实情：“我写的所有特写也好，纪实也好，包括人物专访，从来没采访过谁。我所以要在稿子里加点细节，就是要制造一种气氛，使人觉得我真的去采访了。其实，像刘晓庆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那些事，大报小报都‘炒”得差不多了，即使我真去采访，也挖不出什么新东西。我又何必费那个劲呢！刘晓庆炒房地产、办公司，光北京就有不少家报纸登出来了。我顺手挑几篇，从中找些老百姓喜欢看的内容，编编改改就是一篇。话又说回来了，炒新闻，谁不是我抄你的，你抄他的。实话实说，我写稿子就凭一把剪子一瓶浆糊……”这个所谓自由撰稿人的上述自白，道出了“炒”新闻多是抄新闻的秘诀。 还有一些“炒家”编写一篇稿件，内容不改一字，而变着法换标题，也“炒”得火热。这里仅举一例。有个作者编写了一篇反映我国现代青年结婚后不要孩子的“社会纪实”，复印了40份，换了40个标题，什么《无孩贵族》、《两个人的世界》、《中国新生代的选择》、《并不寂寞的家庭》、《当代人的新活法》、《潇洒人生－－结婚不要孩子》、《中国青年大撒把》等等，最后用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题目：《炎黄子孙将面临绝种》。这样一篇稿子换了40个题目，利用隔行如隔山的“行业差”和“时间差”、“地区差”，寄到全国各地大小40家报刊。用作者的话说：“40发炮弹，个个十环，没一虚射，全都见了报。”他的结论是：“报上的文章一大炒，就看你会炒不会炒。关键是抓住‘热门”选题，一枪可打出40响。” 且看后果 “炒”新闻这股不正之风，给新闻界和广大读者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 其一，“炒”新闻在舆论上造成了误导。近几年，许多报纸大炒“追星捧月”的新闻，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当港台一些歌星来大陆演出时，许许多多少女少男为之倾倒，甚而有的得了追星的“梦幻症”。天津市河东区心理卫生协会门诊部相继接待3名因过分崇拜港台歌星而使生活失去平衡的女学生。这些女孩子对港台歌星的崇拜已经到了“痴”的程度，后来得了一种怪病，一闭眼就出现港台歌星的影子，还有一种要和歌星成婚的欲望。因这些梦幻难于实现，她们便经常失眠、自烦、头痛，对学习和生活失去了信心。一些家长针对青少年这股追星热的现象提出：“这是谁之过？”“新闻界又充当了什么角色？” 其二，“炒”新闻往往以讹传讹，践踏了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使新闻报道失信于读者。前些年，不少报纸“热炒”过一条消息，说宇航员遨游太空时，从宇宙中观察地球，所能看到的人工建筑只有两个，一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关于这一讹传，尽管后来有人发表文章予以纠正。但是，1994年在一家报纸的文摘版上仍然“炒”出这条以讹传讹的新闻。在199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还未庆祝的时候，一些报纸又“炒”出《敦煌危急》、《敦煌艺术宝窟面临灭顶之灾》、《莫高窟不再开放》等骇人听闻的报道，而且越“炒”越烈，从国内炒到国外，以至惊动了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专门派专家到敦煌调查，最后用事实澄清了讹传。敦煌研究院院长也不得不出面驳斥这种以讹传讹“炒”出来的新闻。他痛心地说：这样一味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谬误流传，已给敦煌研究院甚至国家的声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新闻界应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