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01)03-0019-08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有两个政策至关重要，一个是干部政策，另一个是知识分子政策。因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科学文化知识制定出来的，人民群众是靠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各级干部动员组织起来，实现党确定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的。但是，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历史上最好的，它的形成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1902年2月，列宁在他的名著《怎么办？》中深刻地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注：列宁：《怎么办？》，1902年2月，《列宁选集》[M]，1960年，第247页。） 列宁这段话乃至全书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科学文化知识和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并且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革命知识分子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传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创建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曾深刻而生动地描绘了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曲折过程，而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作为先驱。这些人当时都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1476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M]，1957年7月，第1版，第95页。）而最早学习、宣传、接受这一理论的正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泰斗李大钊，稍后是陈独秀，以及受他们的教育和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诸如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等。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时期在各地起了先锋骨干的作用，随后又起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在工人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组织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基础上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基础上，1921年7月召开党的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一大的13个代表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53个党员，53个党员几乎也全都是知识分子。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建党时的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许多还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大知识分子。 建党以后和大革命时期，党虽然也在农村领导了农民运动，但党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城市，在城市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党的建设、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党员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和知识分子。据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的统计，全国共有党员57967人，其中工人占50.8%，知识分子占19.1%，农民占18.7%。在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立场坚定、才华出众、具有一定政治经验和理论水平的杰出的活动家和领导者，在产业工人中也培养了苏兆征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所以，从一大到五大，历届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这是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很自然的。不仅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俄国和欧洲各国党基本上也是这样。 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牺牲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优秀活动家和杰出的领导人，如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张太雷、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彭湃、肖楚女、恽代英、邓中夏等。他们的壮烈牺牲以实际行动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坚定不移地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 从党的历史上看，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排斥，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为地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左”的错误，开始于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 1927年11月由翟秋白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观点之一，有很大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它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的策源地”。（注：《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1987年，第73页。）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以翟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各地对党组织的改组与改造中，“（一）党的指导机关成分工农化，即提拔在斗争中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部指导机关负责。（二）党员成分工农群众化……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注：《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1987年，第70页。）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六大。六大选出的36个中央委员中，21个是工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只有15人；政治局委员7人中，3人是工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5人中，3人是工人，只有周恩来、蔡和森2人是知识分子；工人出身但政治上不成熟、不坚定，工作能力很弱的向中发被选为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后来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的报告中说：“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限制。……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注：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周恩来选集》（上卷）[M]，1980年，第185页。《革命救国论》1924年，《风雨四十年》（第2部）[M]，1996年，第237页、238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1964年，第5页、第9页。）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三次“左”倾错误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打击。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在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中发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中，许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遭到了残酷的清洗和迫害，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