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与两广在地缘上接近，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与两广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1933年底福建事变前双方接触频繁。然而，事变爆发后，两广却对闽方多有责难，使十九路军孤掌难鸣，迅速落败。对两广与福建事变的关系，研究此段史实的论著多有涉猎，但均较简略，且多以十九路军为视角。（注：关于福建事变的研究成果与资料，主要见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薛谋成、郑全备《“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福建省档案馆《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美国L.E.Eastman在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1927-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中有"The Fukien Rebellion"一章，讨论福建事变。）本文拟以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从两广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在事变前后的应对与作用。“往来函电稿”中，与福建事变有关的函电多达90余件，其中包括胡汉民与福建事变主要领导人李济深之间的来往函电8件、蔡廷锴8件、陈铭枢7件、蒋光鼐4件。（注：胡汉民与李济深等4人的联络，经常是以两人以上的形式进行的，为方便起见，统计时仅以收件或发件时的第一署名人为准。另，“往来函电稿”数量较大，有些函电未标时间，原无编号，现编号为笔者编定。）此外，在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原“党史会”）也藏有部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尚未被用于福建事变的研究。本文希望透过全新的资料，为福建事变这一已有较多成果的研究课题提供新视角与细节，使历史重现其复杂、丰富的内涵。 一、处境相近的“盟友” 福建事变前，两广与十九路军处境相近，曾数度讨论“抗日”、“反蒋”、“剿共”等问题，达成一定共识，甚至希望结成同盟。 1932年起，广东广西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逐渐确立“抗日”、“倒蒋”、“剿共”的政治主张，广泛吸引反蒋力量，处于与南京当局全面对立的状态。淞沪抗战时，两广曾给十九路军以道义、物资方面的支持。（注：如胡汉民在致蒋光鼐信中称，“兄等苦战月余，奋斗精神为全国民众所钦佩……粤中同志当竭力为兄等后援也。”《胡汉民致蒋光鼐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第29件。本文所引《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各册藏所相同，以下不另注出。）此后，十九路军被调往与广东相邻的福建，双方在处境上逐渐接近，加上深厚的历史渊源，彼此互相吸引。两广将十九路军视为反蒋的合作伙伴；十九路军需要两广在“剿共”上加以配合，尤其需要广东给予其经济支持。有人断言，“西南为反蒋之集团，其局面能否发展，专视十九路军能否与（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合作为断”。（注：《萧佛成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3件。） 十九路军入闽时，胡汉民即致函蒋光鼐，称“闻十九路军入闽剿共，救此一方人民，至为欣慰”。他还向其推荐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以期“于闽中诸事可备咨询，且于军事进行当能有所匡助”。（注：《胡汉民致蒋光鼐蔡廷锴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37件。）十九路军注重与两广的联合，派人到港、穗接触。1933年1月蒋光鼐等派人携《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去征求胡汉民等人的意见，希望“于三省范围确能团结一致，树立抗日救国之基”（注：《蒋光鼐蔡廷锴致胡汉民函》（1933年1月7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4册，第49件。）。此后不久，闽、桂领导人蔡廷锴、李宗仁、白崇禧到广州，共同商量三省团结合作事宜。（注：《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显示，胡汉民积极促成了这次会议。程思远在《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指出，是十九路军领导人主动到广东的。） 这次重要会议中，三省军政领导同意建立三省统一的国防委员会（或称军事委员会），作为与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相配合的军事机关。时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的陈融在会议进行中向在香港的胡汉民报告，“国防会及对外贸易会两事，衣以说高人，高人以为甚合。随后爵亦言高人曾答应设国防或军事委员会。衣乃嘱爵速办，现打算下星期一开一特别会议决定之。”（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52件。）在上文中，“衣”指邹鲁，“高人”（下文有时亦作“高老”、“高佬”）指蔡廷锴，“爵”指陈济棠。会议最后确定的“西南国防委员会组织原则”共两条：“一、为国防之设计，设立西南国防委员会；二、西南国防委员会以西南各省军政最高长官一人至二人组织之；各省最高军政长官不能在粤时，得派代表出席。”会议当即推定委员为陈济棠、林云陔（粤）；李宗仁、白崇禧（桂）；蒋光鼐、蔡廷锴（闽）。（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56件。）笔者尚未见到西南国防委员会最终建立并运作的资料，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即使该委员会确实建立，其实际的效用并不如预期的那样。 会议的直接成果是对三省“合作剿共”有了明确分工，蔡廷锴对会议结果“甚表满意”，建议“军队宜分左中右三路，总、副司令由粤、桂任之，我愿任前敌总指挥”。（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34件。）联合“倒蒋”的问题也提上议程，蔡表示将尽快出兵，“师达九江之日，即蒋倒之时”。（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32件。）邹鲁曾乐观地认为，由于国防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成立，“西南局面定矣。以后当按美国旧例，有赞成之省逐一加，可以不战而定全国，华北各事均易解决。”（注：《邹鲁致胡汉民函》（1933年2月1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12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