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论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破封建统治结构（反封建），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富强的近代国民国家。北伐在国民革命中占重要地位，它把通过反封建（反军阀）实现统一作为第一个目标。在北伐过程中，以收回租界和取缔不平等条约为中心内容的反帝只能成为第二个目标，因而有时候，它与反封建的目标发生冲突。 第二次北伐正酣的1928年5月，日军出兵山东以及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引起济南惨案，列强对北伐的干涉公开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济南惨案的态度，鲜明地反映出国民革命的两个目标即反帝、反封建在其实现过程中的矛盾关系，也给我们评价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如何对待反帝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至今，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待济南惨案态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济南惨案的冲突过程、军事交涉以及外交交涉过程（注：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李家振、郭墨兰：《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5期；牛大勇：《北伐战争时期日蒋关系的演变》，《江海学刊》1987年2期；习五一：《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与蒋介石的谋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1期；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2编5卷，中华书局，1996年，676-686页；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2期；张玉法：《北伐时期的山东战场》，《蒋中正与国民革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2册），台北，1986年；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の时代》，东京，1971年。）。日本对北伐有计划的军事干涉以及残忍暴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向妥协一边倒的消极对应态度，作为研究结果得到了强调。但是关于济南惨案前后时期的反帝问题，另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情节，即民众的反日运动以及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看来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注：专门谈论这方面的论著有：乐炳南：《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台北，1988年。）。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考察济南惨案发生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反日运动及经济绝交运动的实际情况，阐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反日民众运动的反应及立场。以此来分析国民革命中反帝所具有的意义。 二 反日会的成立与组织 1928年4月23日日军第二次出兵山东。以上海各团体发表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宣言（注：《上海各团体之对日意见》，《大公报》1928年4月29日。）为起点，民众的反日运动正式开始。与以往的反日运动（注：济南惨案以前的排日运动，从1908年的辰丸事件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主要运动发生了6次。中滨义久编《济南事变卜排日货运动》（《满铁调查资料》91编），大连，1928年，1-6页。）一样，在这次反日运动中，学生又充当了先锋。在上海，日军和北伐军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即5月3日事态爆发的消息传来之后，5月6日，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提请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努力做好反日宣传，并向日方提出3日内撤兵之要求；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在继续北伐的同时重视对日交涉；立即组织反日运动委员会，从7日开始停课3天，参加反日宣传（注：《学生界对日之愤慨》，《民国日报》1928年5月7日。）。5月7日又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的内容，要求政府宣布对日绝交，罢免外交部长黄郛以及恢复民众运动。会议还决定就驻上海革命军抵制反日示威事件，向卫戍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抗议（注：《市学联会反日之表示》、《电中央回复民众运动》，《民国日报》1928年5月8日。）。 7日，广州以学生为中心召开反日大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学生举行示威，向中央政府请愿（注：《广州反日大会》、《宁学界为济案请愿》，《大公报》1928年5月9日。）。9日，适逢国耻日，上海、南京以及南昌、芜湖、福州、梧州等地纷纷召集反日群众集会（注：《东南各都会与济案》，《大公报》1928年5月11日。）。在上海，10万多学生聚集上海公共体育场，提出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对日宣战、自动取缔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注：《全市学生反日大会》，《民国日报》1928年5月10日。）。10日召开的学联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一周之内各学校组织反日学生军，同时拟定了军事训练的具体计划。 5月5日以后，上海学生等不断举行集会、示威、宣传。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21个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一般称反日会），从此反日运动的组织基础得以形成（注：《各团体积极反对日军暴行》，《民国日报》1928年5月8日。据日方资料，5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进行反日（宣传）运动和日本商品排斥运动，向上海市党部发出训令。上海市党部根据训令，5日决定方针，7日组织反日会（《排日货の实情（その三）》，《北京周报》337号，1929年2月17日）。这种说法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是无法直接确认中央党部给上海市党部所下达的训令。）。9日，以市民代表大会推荐的形式，成立了由各界代表23人组成的反日会执行委员会，下设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常务委员会设立秘书处、财务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秘书处内设立宣传委员会、经济绝交委员会、国货提倡委员会及外交后援会（注：《上海特别市反日会组织大纲》，《反日特刊》（《民国日报》附刊，1928年10月10日）（以下简称《反日特刊》）。），组织体系由此正式形成。 反日会的23名执行委员，包括1名市党部代表，1名新闻界代表，7名商界代表，3名劳动界代表，5名学生代表，1名国货维持会代表，1名租界纳税华人会代表，1名律师公会代表，1名海关华员联合会代表，1名妇女界代表。陈德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王松廷，常务委员为刘云、邬志豪、陇体要（注：《本会职员名录》、《大会大事记》，《反日特刊》。）。 陈德徵是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名义上是新闻界代表，但他又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指导员兼宣传部长。副主席王松廷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时为上海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刘云和邬志豪各归属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和上海商民协会，他们都是能代表工商界的人物。陇体要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代表学生界，以上海学生联合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当选为反日会常务委员（注：在陈德徵强有力的领导下，以上海反日会为中心的上海反日运动得以展开，陈与蒋介石和谭延闿关系也非常好。满铁上海事务所编《上海二於ケル排日货运动卜直接间接ノ关系ヲ有スル各种民众团体ノ解剖》，上海，1928年，3-4页。）。如此看来，上海反日会在其成立阶段，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强有力的影响下，以学生组织和商人组织、工人组织为中心组成的。
